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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2)
时间:2013-02-22   来源: 三味书屋    人气:3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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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关于“两个凡是”。华国锋这些年来,80年代以来,最遭到诟病的问题就是“两个凡是”。我前面说到的官方对华国锋的四个负面评价,第一条就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当然,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是有责任,怎么评价我们另外再说。他的确讲过“两个凡是”,但事情远没有像官方做的结论这样简单,也更不像很多研究著述所说的那么简单。我的研究让我发现,“两个凡是”,实际上一共只说过四次。第一次的确是华国锋说的,在1976年的10月26日,这一天华国锋召集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开会。在这个会议讲话的过程当中,华国锋谈到揭批“四人帮”的问题,因为他召集中央宣传口开会主要是商议粉碎“四人帮”以后怎么揭批“四人帮”。在谈到揭批“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说了这样一句话:“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都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演,某个演员不好,换人就是了。”我讲的这段基本上是华国锋的原话。我不敢说每一个字都对,但基本上是华国锋的原话。这是第一次提出“凡是”。这次“凡是”我们只要从华国锋说话的语境就可以看出,他是专门针对揭批“四人帮”的具体问题谈的。因为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八个样板戏”要是停演的话,华国锋担心会引起人们非毛化的议论。我前面已经讲了,海内外已经有这种议论了。所以他说毛主席点过头的你就不要去批了。特意讲了“八个样板戏”,某个演员不好他是讲的刘庆棠和钱浩亮。因为当时汇报当中有人说了,这“八个样板”戏现在能不能演?因为这“八个样板戏”里面有刘庆棠和孙浩亮。他说电影可以不演,但是在舞台上演换个人就是了。所以这次提“凡是”完全是华国锋在部署揭批“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一个具体的工作策略,跟后来研究者所说的华国锋第一次提“两个凡是”,要用它做“政治棍子”,我认为毫无关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76年的11月30日,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这一天召开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汇报粉碎“四人帮”情况的时候说的。他在最后说:“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我们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他说过去‘四人帮’给我们很多干扰,现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因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是第二次讲“两个凡是”。吴德后来解释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说“两个凡是”,他说也是考虑到要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证明华国锋采取粉碎“四人帮”的举动,完全是遵循毛泽东的意志,而不是背离毛泽东的意志。也就是吴德要用“两个凡是”来证明粉碎“四人帮”的正当性。也跟后面讲的他要用“两个凡是”来做政治棍子毫无关系。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1977年的2月7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是“两个凡是”最经典的表达,后来广泛援引的是这个社论的说法,叫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最经典的表达。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我刚才说的,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这次讲话。在这次讲话的最后,他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意,华国锋在1977年3月讲到的这“两个凡是”跟二七社论那“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有半句是不一样的。那么好,从这次讲话以后,很快华国锋自己感觉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这是华国锋自己后来说的。后来当然是在“两个凡是”受到批判的时候说的,但是华国锋是不是因为“两个凡是”受到批判他才这么说呢?不是。我注意到1977年3月份以后,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文件的叙述没有再提“两个凡是”,就是华国锋,从此以后再也没提“两个凡是”。所以我觉得“两个凡是”作为一个方针在1977年3月份已经结束。至于“两个凡是”作为一种观念普遍存在着,从中共党内到党外,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华国锋已经意识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当然他认为“两个凡是”有毛病、有不周到的地方是不是就证明他对中共文革的意识形态有反思,我没有这么说。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有局限。但这跟他要继续坚持和维护“两个凡是”是两码事。这是第三个问题。关于“两个凡是”的方针问题。
  第四个问题,关于压制真理问题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从80年代以来,有一个好像是铁板钉钉的结论,认为对于1978年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我这三四年就去找华国锋怎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献根据,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任何华国锋严厉指责真理标准的只言片语。我没有找到任何材料。汪东兴有,汪东兴,当然材料很多。吴冷西有,熊复有,张平化有,我就是没有找到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材料。那么好,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的这样一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我后来发现,是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中共中央高干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有些人提到了几件事情。几件什么事情呢?第一,在1978年6月份,当有人向华国锋请示说《红旗》杂志要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时候,华国锋说不要表态。这是一次,算是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有人揭发说1978年的10月16日,海军政委苏正华在海军党委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六点指示。其中第一点指示就是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不要急忙表态。我查了很多材料,虽然我查的材料可能有限,但是查来查去,大概最能说明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态度的材料就是这两个。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材料丝毫不能说明华国锋要对真理标准讨论采取压制的态度。相反,我认为这可能跟华国锋一贯的对意识形态的谨慎态度和性格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1978年的4月7日,中央宣传口向华国锋、汪东兴汇报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三个人两次请华国锋对理论争论问题表态。因为当时对理论问题有很多议论,很多讨论,比方说,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当时在揭批“四人帮”的时候,理论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些问题都跟毛泽东有牵连,所以就引起很多非议,说这些问题能不能讨论,说这一讨论就很容易牵涉到毛主席。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这都是新任命的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两次在谈话和汇报当中请华国锋对这些理论问题做表态,华国锋两次谢绝,而且华国锋说得非常明确,他说我啊,不便于过早地对理论问题表态,他说理论问题啊,理论界思想活跃是好事,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说放开一些,活跃一些对于理论有好处。如果我现在就对理论问题表态,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这是1978年4月7日,所以,后来有人说华国锋对《红旗》杂志和海军党委的那个关于真理标准不表态的说法,我认为同他在1978年4月份的这个心态、这个性格、这样一个主张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丝毫不能证明他要通过不表态来压制真理标准讨论。这是第四个问题。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这些年来,我的研究也让我发现找不到100%的根据。有汪东兴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有这样的材料,但是华国锋阻挠老干部恢复工作,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到现在为止找不到这种材料,倒是有相反的材料。就现在当事人披露的材料倒是让我发现华国锋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还真是做了不少正面的事情。我就讲三个人,第一个,胡绩伟。胡绩伟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革当中当然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文革后期被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这个时候有人推荐,说希望胡绩伟回到《人民日报》工作,因为当时《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叫做鲁英,可能有些年长的朋友知道,这个鲁英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水平极低。尤其他是跟随“四人帮”走的。所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都纷纷强烈要求罢免鲁英,要调胡绩伟回来。胡绩伟不愿意回来,是华国锋亲自找的胡绩伟谈话,这是胡绩伟自己披露的。在1976年的10月底,华国锋就亲自找胡绩伟,胡绩伟推脱说自己能力不够。华国锋当时用了个激将法,他说你能力不够,总比得上那个草包主编辑吧?因为《人民日报》那些记者、编辑对鲁英的评价极低,认为他是草包主编辑。这一下把胡绩伟给激起来了,他说我水平比他当然还是要高一些。华国锋说,既然他能干你就能干。胡绩伟就这样回到了《人民日报》,是华国锋亲自谈的话。第二个例子是胡耀邦。胡耀邦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就靠边站了,他的职务没有被罢免,还是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但是已经不是实务,靠边站,在家里赋闲。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推荐要重新启用胡耀邦。谁谈的话呢?也是华国锋。这是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书中自己说到的,说华国锋亲自到胡耀邦家里登门拜访,请胡耀邦出山,被胡耀邦拒绝了。后来华国锋又请叶剑英来做工作,因为叶剑英与胡耀邦私交甚好,有很深的私谊,所以经过叶剑英的动员,胡耀邦答应了。紧接着,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谈话,而且明确地告诉他派他去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这也是华国锋亲自找的胡耀邦谈话。第三个例子是张爱萍。张爱萍也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张爱萍这件事情是他的儿子张胜在他的书中披露的。他说1977年的3月份,华国锋亲自找他父亲谈话,召见他父亲,而且华国锋跟张爱萍的谈话气氛非常好,张爱萍一去,他就讲,你还有件东西在我这。张爱萍说我有什么东西在你这?华国锋就掏出张爱萍在文革当中蹲监狱的时候写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当然都是很愤怒地表达了他的心情。张爱萍一看果然是自己写的。他很奇怪,这诗怎么到你手里了?因为华国锋是1972年接替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所以很有可能是华国锋在担任公安部长的时候,什么人把张爱萍的材料汇报上去,被华国锋留下来了。然后华国锋说完璧归赵,你这诗写得不错,所以我把它留下来了。然后华国锋告诉他说,中央专委决定由我来接任,中央专委全称叫做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专门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一个中央机构,是1962年11月成立的,一共15个委员。文革当中这个专委当然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文革前是周恩来担任中央专委的主任,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华国锋出任中央专委主任。当然华国锋肯定是兼任,中央专委得有个主持日常工作的人,谁呢?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时考虑由张爱萍来接替。所以华国锋就请张爱萍出任中央专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重新请张爱萍出山。就在这个月,华国锋下达了张爱萍的任职命令。这三个人都是文革当中有名的走资派,特别是胡耀邦和张爱萍,是刚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作为邓小平“四大干将”的两个人。邓小平在批邓反右运动中被认为有“四大黑干将”,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胡耀邦,一个是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还有一个是教育部的周荣鑫,还有一个就是铁道部的万里。这“四大黑干将”有两位是华国锋亲自谈话请他们出山的。据说,我没有得到证实,就是口头听说,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华国锋亲自谈话。所以,我没有找到华国锋阻挠、拖延恢复老干部工作的材料,倒是通过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发现,他在推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真做了不少事情。还有冤假错案的平反。我看到的材料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内蒙古文革时期最大的冤案,内人党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这个冤案的平反是华国锋推动的。内人党冤案的平反报告是华国锋在中央批准前自己做的修改,然后整个为内人党冤案平反的中央批语是华国锋亲自起草的。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1978年,当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跟中央专案组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汪东兴负责的,1978年,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当中,就要求中央专案组把原来冤假错案的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但是被汪东兴拒绝了。后来,是中央常委开会决定,要求中央专案组把所有材料转给中央组织部。这个会议就是华国锋主持的。这个是有文献证明的。所以我觉得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这个问题上面,说华国锋拖延和阻挠也跟历史事实不符。这是第五个问题,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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