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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3)
时间:2013-02-22   来源: 三味书屋    人气:3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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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问题,关于引进和开放。80年代以来,官方的著述和研究者的著述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实际上,我这几年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引进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这个开放和引进与华国锋有直接关系。我们都知道,1976年中国的经济急剧滑坡,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有三个负增长年:1967年、1968年和1976年。1976年的经济局面非常严峻:粮食、棉花都减产,原材料、燃料、动力和交通严重滑坡,所以当时的经济非常紧张,财政状况也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叫借钱搞建设。借谁的钱?当然不是借中国自己的钱,中国财政本来就紧张,就是借西方国家的钱。所以华国锋从1977年开始就提出,引进国外的设备、资金和技术。我们知道,1973年的时候,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曾经提出一个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华国锋在1977年把这个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大大扩大了,从43亿扩大到65亿美元。然后,到了1977年的10月,又把这个引进方案从65亿美元扩大到100亿美元。到1978年的2月,又把这个150亿美元扩大到180亿美元,3月份又扩大到200亿美元,四月份更大了,扩大到500亿美元。这个过程啊,跟华国锋的指导有直接关系。华国锋从1977年开始,反复强调说,我们要借助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来搞四个现代化。因为华国锋觉得时间非常紧迫,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到1976年的时候,仅仅剩下23年的时间,因为宣布的是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以华国锋提出借助国外的力量来搞自己的建设。而且1978年这一年,华国锋力主中国国内从政界、学界到企业都应该到国外去看看,去开眼界,所以1978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出国考察潮。其中华国锋亲自提议,派了两个代表团出国考察,一个是李一氓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哪呢?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么这个代表团主要是考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建设。另外一个是以古牧为团长的,古牧是当时的副总理,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西欧五国:法国、瑞典、比利时、西德、丹麦。这个考察团长期以来搞不清楚是谁派出的,后来有个当事人就是张更生,这个人当过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后来当过吉林省长,他在回忆中说,他当面问过华国锋,这个团就是华国锋亲自提议的。所以1978年才有出国考察潮。而且华国锋在引进的问题上最早提出了“四个一点”。我们都知道,1978年,有“四个一点”的口号,叫“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四个一点”最早就是华国锋在1978年7月中央政治局听汇报的过程当中提出来的,当然一开始没有这么完备。所以,要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华国锋也在1977年就开始了,不是到1978年三中全会才开始的。这是第六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就是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有一个结论,也是从官方来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个倒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正式宣布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我认为真正要还原历史啊,我的研究让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实际上这个重点转移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开始了。长期以来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说法也不完全错。的确,华国锋在讲话当中,在报告当中,在文章当中的确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你要看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你就会发现,华国锋实际上并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关注的重点,除了一个运动,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除了这个运动例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什么会议呢?叫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农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刚才说了,政治运动加上灾害的影响使得粮食和棉花大幅减产。所以华国锋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就是1976年12月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干什么?就是要把农业搞上去。至于他用学大寨的方法,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另外来做评价。第二个会议就是1977年3月份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议题有两项,第一项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就是部署1977年的揭批“四人帮”,第二项就是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十年规划。讨论的重点在十年规划,就是从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第三个会议就是1977年4月到5月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前面不是已经抓了农业嘛,然后又抓了十年规划,紧接着就抓工业。紧接着召开的就是工业行业系统的会议,什么煤炭、石油、电力、机械。紧接着召开的是全国财贸系统学大庆会议,然后到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我梳理了一下华国锋在1977到1978这两年,除了揭批“四人帮”运动以外,他没有搞过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为内容的政治运动。所以我认为他实际上从1976年开始就已经把重点放到了经济方面,也就是说他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在阶级斗争上了。这跟他在报告中、在讲话中一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认为是要做具体分析的。
  还有就是维护个人崇拜。在这个方面,我也找到一些材料,但不是非常全面。我找到的材料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因为实际上所谓关于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主要不是他本人制造的,官方的结论是华国锋制造和接受个人崇拜。我觉得接受多少还有一点事实根据。但是制造个人崇拜实在是怪不到华国锋头上。那么最早要把华国锋作为新权力核心的实际上是叶剑英和汪东兴。这一点,叶剑英自己也承认,叶剑英说这个英明领袖就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这个一点不错。我看到的材料,1976年的10月7日这一天,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第一次提出华国锋是我党的领袖,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领袖这个概念最早就是叶剑英提出来的。而且叶剑英提出来我们要宣传华国锋主席,我们要大造舆论宣传华国锋主席。当然后来包括汪东兴、纪登奎在内的政治局成员都表示要大力的宣传。而且纪登奎表示要像宣传毛主席那样宣传华主席,宣传毛主席要有多高的规格,宣传华主席就要有多高的规格,这是纪登奎的原话。纪登奎一度是在中央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的。所以他要求中央宣传口大力宣传华国锋。倒是华国锋本人有点不适应。我看到一个材料,就是1976年的11月15日这一天,他专门跟汪东兴有次谈话,他说宣传我宣传得太多了,都宣传得不适当了。汪东兴很不以为然地说,一点都不多,说这是政治需要,一下就把华国锋顶回去了。华国锋就再也没说话了。但是这是我唯一看到的华国锋对宣传他自己表示的不同态度,后面我没有看到。而且后来的事实是对华国锋个人的宣传的确达到了一个不适当的程度,但是华国锋本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看法、意见我没有找到材料。
  所以从这八个方面讲,我觉得对于华国锋这两年的历史事实应该重新做还原和研究,当然也可以重新做评价。在1978年11月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认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也是不公道的,实际上,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华国锋有很多批评。尽管对于华国锋的批评不如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的纪登奎那样尖锐,但事实上很多批评已经涉及到华国锋。但华国锋在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采取了一个非常包容的姿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央全会如此尖锐的直言批评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这在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我是研究党史的,至少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但是华国锋并没有压制这些批评,甚至没有对他本人遭到的批评做辩解。别人还有些辩解,关于具体的事实,具体的情节可能还有些辩解,但是华国锋没有。华国锋完全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的11月开始到12月的15日结束,华国锋一共讲过三次话,11月10日第一次,11月25日第二次,12月13日第三次。这三次讲话里面有两次,他都做了检讨。11月25日和12月13日。都认为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还有在一些冤假错案问题上,他作为中共中央主席负有责任。所以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才开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空前,我不敢说绝不绝后,从来没有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如此民主、如此放开言论去批评中央高层的政策。这跟华国锋本人的包容态度有直接关系。所以后来,包括当年参加会议的胡绩伟、于光远都承认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能够开成一个民主的会议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跟华国锋本人的民主姿态和民主精神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能够具有这样的地位,我觉得也应该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好,我前面要讲的史实部分就是这些。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文字整理:黄冬兰。本演讲稿转自三味书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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