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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3)
时间:2013-02-25   来源: 当代史    人气:3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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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3)
 
 
金冲及  

  最早提出大跃进那些思想是1957年毛泽东到苏联去,苏联提出来要用15年在经济上超美国,毛泽东就提了要15年超过英国,当时认为钢铁产能超过英国,就等于是工业化了,等于全面超过了英、法。毛泽东也搞了一些调查,他征求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的意见,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可行的。1957年说用15年赶上英国,1972年中国生产了2338万吨钢,而英国那一年只生产了2232万吨钢。用15年的时间在钢铁的产量上赶上英国,中国还真做到了。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就是钢产量超过英国,并不等于中国总体经济力量,特别是科技力量超过英国,还有管理的问题和方方面面的其他因素,更何况还有人均的问题。第二个那个时候对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毛泽东早就认为15年以后,我们粮食多一点、钢多一点,我们就主动了。所以他提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而且还提出一个口号:"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结果就是,只抓钢铁,逼各种行业都给它让步,造成了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后果非常严重。第三个,经济建设是不能搬用大搞群众运动的那套做法。那时候农村几千万农民上山炼钢,结果那一年"丰产不丰收",很多稻子,当时没有今天的农业机械,就烂在地里。所以,看起来15年钢铁产量是超过了英国,但整个思路都不对。
  当时更大的问题是出在农村,包括建立了人民公社,当时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到处瞎指挥,到处"放卫星",大家在这方面没有经历过,开会的时候一个人站起来,我要放颗卫星,我的亩产比如说能够达到3000吨,另外一个人可以站起来说,我要放一个太阳,要亩产达到5000吨,或者是10000吨。这股浮夸风,结果就是高估产,那时候因为虚报产量非常严重,结果就带来了高征购。工业不能生产粮食,商品粮得靠农村供给,再加上大跃进中城市里面的人口主要是工人增加了2000万人,农村减少了2000万劳动力,城市增加了2000万吃商品粮的人。这一下子问题就严重了。大家知道,粮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看得出来,要等最后收下来才能定数。觉得粮食不够,但开始还认为是农民"瞒产",当时开展了"反瞒产"斗争。
  高征购的结果,就把农民的一些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购了。到那个时候,劳动力没有粮食吃。当时一旦撑不住,那问题就大了。毛泽东说过:"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等到1960年夏天以后,这个情况报上来的越来越多的时候,这对于共产党、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别的问题放松一点儿都不要紧,但粮食没有,这就了不得。而且粮食没有,中国那么几亿人口的国家,谁也救不了你,短时间也解决不了。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河南信阳。等到问题一出来,当时周总理几乎每个星期的主要力量是抓粮食。他有一个"哈达表",每一个省的粮食多少、仓库里存粮多少,人口是多少、需要粮食是多少等等,一个星期一次。还有火车很多车皮,列车装满粮食,哪里严重了,要周总理亲自批,就像救火车一样,火车就拉去。这个问题一旦爆发出来以后,说实在的,谁也救不了,谁也没有本事一时间解决这个问题,这确实是惨痛的教训。
  我再讲讲人口问题,海外越说越凶,有的人说饿死了3000万,有的说饿死了4500万,最多的说饿死了7000万。大家知道中国的人口统计,第一次人口普查是1954年,配合选举法的普查。1954年当时查下来的人口是6亿零一点,但那个时候把台湾、港澳、华侨都算在内,如果光讲大陆的话不到6亿,第一次突破6亿是1955年,到1958年的时候全国的人口是六亿五千九百九十四万人,1959年是六亿七千二百零七万人。假定说死掉了7000万人,那只有6亿人了。事实上按照人口的统计,到1960年,我们饿死多少人,说实在的,谁也拿不出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来。但人口统计虽然也有不准确的,但大体上有一个基本的数字。1960年那一年下降了1千万人,到1961年又下降了348万人。当然下降1300多万人也不是说饿死了1300多万人,也包括困难情况下妇女的身体体质下降,生育率下降,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但非正常死亡非常多,这是那时候最惨痛的教训。到1962年经济有好转了,人口又上去了,1962年人口增加了多少呢?增加了1436万人,到了六亿七千二百九十五万人,才超过了大饥荒以前的人数。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教训。
  我前面讲了那三点是不是给大跃进做辩护呢?我想,丝毫不存在这个意思。因为大跃进最后造成的问题,不用说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个人都感到痛心,确实是非常惨痛的教训。说这些,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即便是好心,想把国民经济搞得快一点儿,让人民的生活更好一点儿。如果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不仅是要受到严重的惩罚,而且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应永远记住。所以文化大革命里,周总理把这一条紧紧抓住,他跟谷牧说,农村问题一定要看好,没有饭吃,还革什么命。所以文化大革命虽然那样混乱,但还没有发生大跃进时候的状况,要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批判以周恩来、陈云同志为代表的反冒进,批判了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造成了政治上的压力,也使得中央没有很快地了解事实真相。所以破坏了集体领导,破坏了民主,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也是使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们讲这一段历史,也许也有人这样说,大跃进应该多讲,不要回避问题。因为你得总结教训啊。我想,我刚才讲的这些都属于总结教训。如果说,就是问题全在于毛泽东一个人在发神经病。那叫总结经验教训吗?那毛泽东现在死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刚才的那几条教训,对我们来讲,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民族心理普遍还是希望发展快。如果我们积累多少年胜利的发展,包括接连两位数增长,对7%就感到不是滋味。事实上,这几年我们的经济一直反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反对急于求成,防止过热。但发达地区讲,我们条件好,我们应该可以超过这个,应该可以快一点儿。落后地区讲,我们已经落在后面了,我们不快一点儿,我们怎么赶上去。这个问题也是根深蒂固的。
  另外,经验。现在我们什么经验都有了?我记得在20年前,陈云同志讲过,我们特别缺两种人才,一类是金融人才,一类是外贸人才。他讲了快20年了,今天恐怕外贸和金融还是我们缺乏的两类人才,还是我们很大的弱项。外贸走出去的战略,最近还好一点儿,开始"走出去"赔得也很厉害,当然这也需要付一定的学费,慢慢发展。我觉得要总结经验教训,这些问题怎么形成的,我们必须要好好总结。
  
  三
  
  第三个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西方的学者总是把它说成权力斗争。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就站不住了?这些说法完全是拿他们自己的境况来推测,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当然我讲这个问题,像刚才主持人所介绍的,我做过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负责人之一,这样讲话的时候,有人会问,是不是作为官方学者会讲一些庇护的话。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北京,先是复旦造反派到北京,把我揪回去,他说外调,停了一个汽车,跳下来抬上汽车,开到火车站,押送到复旦去,在复旦整整关了一年,从复旦回北京的时候,他们也押送回北京,给我带来一个材料,说我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学运小组"的成员,这一下又审查了四年。我有三年没有和家人见面,在这个过程里面,包括我自己的亲属受到迫害而死的,很近的都有。要讲写《毛泽东传》,我和逄先知两个人一起写,他比我更厉害。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秦城监狱,单身监禁七年半,没有人同他说话。他说,如果再关下去的话,神经也会出问题。现在有些伤痕文学写的对象,在我们看来这点儿算得了什么。所以,我们不存在为什么辩护的问题。但我想要谈这样的一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今后怎么做,还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分析。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给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批判很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了分田到户。大家知道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分田到户,那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这可了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毛泽东就感到原来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因为那时中央提过是非常时期,他称这是"黑暗风"。在整个社会,在他看来,感到社会主义社会里有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他批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他就处在当权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当时"四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报告。当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另外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们找到吴旭君,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文革开始那一年,他是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在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谈,他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批一批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要找红卫兵,他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他这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已经搞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他认为,光是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毛泽东犯了两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一个是他把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以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516通知"那篇文章,"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那完全是混淆敌我、混淆是非,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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