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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2)
时间:2013-02-25   来源: 未知    人气:4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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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记者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们均故作镇静,但言语之间仍透露了他们的心意。上层人物如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认为卢死并不突然,甚至说:“死得其时”,意谓再活下去将来查出政治问题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业者则传说纷纷,揣测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极情绪很浓,有的说“五反后我把产业卖了,不干了”。民生公司内卢所培养提拨的高级职员曾号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该公司附属的民生机器厂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幺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但在该厂工人中则确认为卢有政治问题,情绪未受影响。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26人(其中有12人未死),还有8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9日止,自杀总数达120多起,死者70多人,未死者46人。其中除一部份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份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份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份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号444页,“上海二期失业登记中发生自杀事件四起”: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1952年231号67页,“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干部宣传不够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甘肃省武都专区在试办土改中先后发生自杀案件30起,其中有中农14人,地主9人。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恶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杀。另方面是由于该专区在土改中宣传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确,观点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现象。
  1953年58号370页,“重庆因婚姻问题自杀者增多”: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月下旬开始后,因婚姻问题自杀的案件骤然增多;仅据一、二、三、五等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截至3月3日止,已发生自杀案36起,因领导机关先有布置。控制较严,全市自杀者只死了2人,其余获救未死。……上述自杀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发生的,三月以来已减少了,如二、五两区已有五六天未发生此类事件,其原因是各区工作干部已经下去,根据中央补充指示进行了宣传纠正了急躁现象,同时各区负责同志都下去亲自指导,由专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杀者,并分别情况进行了教育和处理,所以群众情绪已超稳定。
  1953年66号573页,“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态度。 严重的如四川大学团委,仅1951年3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去年7月为止,被孤立的学生共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4%以上。被“孤立”的学生,包括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者,社会关系复杂者,个人历史复杂者,生活作风恶劣者,“有没落阶级情绪者”等等。“孤立”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常常被斗争和打击。……该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去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去年12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该校前后得神经病者三人,并有退团退学者。又如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于去年3月,将32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3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车、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团来渝都不准这些人参加。对这些学生的行动限制直到去年10月团市工委的检查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32号183页,“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文元自杀事件”:山西榆次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李文元因工作不适应自杀。
  1953年141号355页,“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况”;祁东、嘉乐、耒阳、临武等县已先后发现饥民因病饿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号316页,“贵州王家司选区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死人事件”:贵州都匀县纸坊乡王家司区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偏向,致选民王继华自杀。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历史问题,不给王继华选民资格。
  1954年8号124页,“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在粮食统购中,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与投机粮商斗争中,没有注意策略。望江县洒口区区委书记江良,在公审投机粮商徐树华的群众会上,用“打鸡骂狗”的办法,点了私商胡效祝(开屠宰店、南货店、兼营粮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惧,与妻一同自杀。
  1954年76号33页,“辽西第二批基层普选中发生自杀事件十四起”:绥中县某村工作组因对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该村一个富农因没有得到选民证上吊自杀了。
  1954年131号174页,“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死了六百人”中说:自杀者536人。
  1955年163期219页,“河, 南省今年有25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表面化”中说:全省已发生自杀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页,“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发生十起自杀事件”: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由于调查方式不当和政策交代不明确,在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自杀已死,四人自杀未遂)。……有不少报告员和宣传员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领会不深,在宣传中“信口开河”地乱讲,有的还歪曲了党的政策。金县十区山后村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讲,“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是流氓,都应检举。”已引起许多青年男女不安。金县六区河阿尔宾村农民侯忠良爱喝酒,有时酒醉骂大街,在1月6日晚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的宣传大会上,有人提到:“我们村里有喝酒骂人的,为什幺不处理?”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进行解释便散会。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61岁的老工人邱馨齐,1月7日在工厂听报告,当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的话后,表现惊慌,过了两天便投井自杀,并留有遣书一封,上写:“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副死群众113人”: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133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109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50%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224人中有地主13人,富农18人,雇、贫中农193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6年2103期231页,“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逐年增多”: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395起。
  1956年2105期287页,“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从上述中共内部关于1952年到1957年4月前发生的自杀现象的通报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现障碍(如升学、婚姻、失业、饥饿、工作中压力等)而自杀的只有少数几例。绝大多数自杀现象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自杀达到了1949年以后自杀现象的第一个高峰。1956年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运动,从以上的官方报导中可以看出,就只发现两起常态情况下的自杀现象。
  2. “反右”期间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
  当时的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下面列举几例:著名生物学家汤非凡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7]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并无反党言论,但他尚未回国,学校里就已制造出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丁则良定成右派;他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遂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云南昆明的政协委员、资本家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传出消息云,他照样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幺?》22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党员跳河自杀。[8]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后,他登上自上海赴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扬子江,年仅42岁。[9] 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虽然他在1949年初已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但《人民日报》报导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胡是“胡适的儿子”,胡不甘受辱而自杀。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标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数学及做杂工;每月仅得15元生活费,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10] 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因而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第二天设计院照样召开“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的安排下,发言者批判死者是“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11] 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曾担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此时自己结束了生命。[12]
  当时对“反右”时自杀的人都以“畏罪自杀”而论,人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识分子曾就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自杀现象有过一些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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