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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3)
时间:2013-02-25   来源: 未知    人气:4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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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但这些意见最后均未受到重视。[13]
  以下则是1957年官方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内部通报过的29起自杀事件,当时对“反右”时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均不报导,这些作为内参上报的案例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份。在这29起自杀事件的报导中,因正常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是政治运动所致。
  1957年2214期13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6起自杀事件,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7年2215期27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页上的一篇报导中说: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1957年2218期13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一文称,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同期另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1957年2219期12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自杀事件”,提到在肃反时于逢的人格被污辱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
  1957年2220期13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出现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李奎顺自杀事件”。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提到,鉴于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因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1957年2223期19页,“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化学系在肃反时教授崔永福自杀,崔不是肃反对象,是被吓自杀的。
  1957年2224期13页,“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提到江苏医学院的情况时曾就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表示可疑。
  1957年2149期180页,“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一学员跳楼自杀”:1月25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导致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跳楼自杀。(未死)原因是怀疑陈厕所里写了“打倒共产党”“消灭共集团”的反动标语。
  1957年2150期208页,“内蒙古复员军人中发生多起自杀、被杀和烈属、军属被奸案”。
  1957年2252期26页,“重庆市反右派中连续发和自杀逃跑事件”: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鸣”、“放”的党员干部胡汉忏2日晚八时三刻左右在该院自杀身死,自杀发生在他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布置反右派斗争会议后的两个小时内。据重庆市公安局检验证明,胡系用自备小型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问题未彻底交代可能是自杀的原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压力则促成了这次自杀。文章还提到,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六月底曾嘱其妻准备后事,表示要自杀。
  1957年2254期11页,“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自杀的是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彭是共青团员,湖南人,23岁。他看到反右派斗争声势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杀。这一情况该院已向湖北省委书记汇报,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1957年2256期28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上海外国语学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该院一年级七班学生陆立时(女,21岁)于8日中午自杀身死。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天上午班里开会批判其右派言论,因陆态度强硬,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曾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于人民”等口号,这时陆承认有反党言论,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会议结束后,校方为防止发生意外,曾派两名女同学注意她的行动,吃饭时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留神,陆即奔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发现后,经校医急救无效,死亡。另一个自杀的是工友施永丰(未死)。
  1957年2256期31页,“湖南各地中等学校酝酿闹事”:最近,有些地方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已发生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
  1957年2263期29页,“安徽省右派分子吕荫南畏罪自杀”: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原因是他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
  1957年2274期7页,“最近陆续发现有右派分子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现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文章分析原因说:领导上缺乏警惕,没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有的已表现了紧张情绪亦未引起足够注意;同时对右派分子只一味强调斗争,而没有进行启发诱导等劝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页,“湖南中小学毕业生发生自杀失踪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页,“重庆市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六起”:重庆反右派斗争期间先后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6人,未遂2起,伤2人。死者除1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杀前杀死外,有党员4人,共青团员1人。论职别:处长一,科长一,一般工作人员三。自杀未遂之二人,一为一般工作人员,一为学生。自杀者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1939年参加过国民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时他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竭力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有杀父之仇,因此他们以全家三口自杀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文章还说:“据了解,自杀事件大部份发生于反右派斗争初期,可能是因来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页,“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思想波动很大”一文说:“目前已发现未考取学校的的学生自杀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页,“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畏罪自杀案件多起”: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地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事件多起。据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杀身死。如信阳专区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5人。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4人,农民2人。
  1957年2307期18页,“吴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吴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有部份基层干部和群众却随之产生了偏激情绪,以致在运动中出现了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情况,最严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内竟因此先后发生了3起自杀身死事件。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另地区发生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统计,已发生自杀事件57起(内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页,“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青海省农业区在大辩论中,从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11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2人,汉民9人,地主1人,上中农8人,下中农1人,贫农1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文章分析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于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2322期9页,“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来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15起,其中自杀的有5人(1人得救未死)。 文章分析原因说:“经过开学前的批判右倾思想后,开学后的反右派斗争声势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压力很大,惊慌不安。如华中工学院死了的一学生,原来是划做中右,他在大鸣大放时只偷偷地写过一张大字报,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也没有跟任何人谈,开学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学期未点他的名,暑假中他还和李达校长等一同去庐山休养,回来后也还未动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个教师到他家闲谈,谈到物理系开会时对他意见颇多。毕长林听了后惶惶不安,晚上8时谈的,10时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页,“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右派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1957年2332期11页,“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53个县发生105起,死95人。据79起自杀事件统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5人,顽伪人员、人,富裕中农4人,中、贫农19人,军属2人,村、社干部3人。”文章说,这其中“畏罪自杀的12起。另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使一些有问题的人,摸不着底,恐慌自杀的38起。还一个原因是,由于斗争方法简单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办法,使被斗对象感到无路可走,造成自杀的14起。
  1957年2361期3页,“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党内极右派分子、原中共山东省委时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已于10月28日夜畏罪自杀身死。刘建死时,年龄仅39岁。在刘建死后,山东省委认为:刘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
  1957年2371期13页,“山东省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定销方面,由于摸底不清,安排迟缓,个别地区民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反右”期间的自杀者未必是因为懦弱。有的人是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宁肯先死。而有的人是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例如,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子而卧轨自杀。[14] 还有的父母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15]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许多自杀案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抗议行为,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不仅许多人以终结自己的生命向当局及其追随者的倒行逆施表示最后的不屈的抗议,甚至还有为朋友被整而愤然自杀的。例如,当刘宾雁被打成右派而遭到批判时,其好友戚学毅即以跳楼表现了“士为知己者死”之气概。[16]
  3. “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反右后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运动而导致大量自杀的现象又开始集中出现。仅湖南省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即达326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的自杀人数达到1,397人[17]
  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据那里的教师叙述,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现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生晚上都不敢近前。笔者曾看过的一个材料说,仅在北京大学,“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期间,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名。[18] 北大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的吴伟能文革中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他悄悄离开了“学习班”,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死后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召开了针对他的批判会,给死者扣上了“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在吴伟能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19]
  其实,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遍及全国,岂止是北大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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