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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5)
时间:2013-02-25   来源: 未知    人气:4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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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当时对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两种方式都以急剧改变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为特点,从肉体和物质上进行双重折磨。前一种方式把原来生活状况尚属中上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习惯于南方气候)送到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等地最偏僻的乡间,故意从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两方面长期折磨他们,目的是要让思想上比较独立的知识分子臣服。后一种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有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文化传统,但把来自农村的、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遣返回老家,让他们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在故乡的前辈、亲戚、朋友面前认罪,是对他们的尊严的最后的严酷打击。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受到主政者鼓励的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这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考虑最终出路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三、结论
  
  在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出现的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的现象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毛时代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时期其它阶层的生活状况。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异常的知识分子自杀高峰,这个现象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具有摧毁社会传统的能力,而且对知识分子怀有特殊的敌意。本文所研究的自杀现象对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为明显的,而且为祸之久,至今仍未消失。知识分子的大批自杀与打击知识精英的其它结果一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学术文化发展的断层,进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些损失可能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了,何况这一政治文化至今仍然束缚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由此就更可以体会到坚持类似研究的意义。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注释】
  [1] 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第66页,友联出版社,1952年,香港。
  [2] 出处同上,第68页。
  [3] 上海解放后,殷纪常第一个把大西路他家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给政府“合营”,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见华明的《三反五反的剖析》第70页,出处同上。
  [4] 何济翔,《沪上法治梦》,第3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岳骞在“我亲见的土改镇反杀人”中也说过: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见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17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
  [6] 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第224至225页、235页、258至259页,时代批评社,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六月,香港。周鲸文在书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26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梁自杀了。在北京大学,1952年“五月上旬,工学院两名职员自杀身亡。被解除隔离的工程科一名职员和其妻子(总办事处职员)投什刹海自杀身亡。校医室一名医生在家中自杀身亡。”(《北京大学纪事》上册页4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宁坤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共产中国五十年》页72)1949年以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自杀事件通常是不报导的,这也是延安时代的传统。1942年4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导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学员自杀的消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7]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第46页,北京。
  [8] 丁抒,《阳谋──“反右”前后》,第350至353页,《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香港。
  [9] 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写道:“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内部参考》,新华社编,1957年2372期,第16页。
  [10] 出处同注[8]。
  [11] 出处同注[8]。
  [12]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
  [13] 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见《内部参考》1957年2212期,第24页。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见《内部参考》1957年2225期,第57页。
  [14] 出处同注[8]。
  [15] “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了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见此,愤而上吊自杀。又如,1957年80多岁的学者蒋维乔听其子回家诉说被打成“右派”,蒋当即说“我不想活了”,不久即死。出处同注[8]。
  [16]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6页,作家出版社,1989年,北京。
  [17] 见《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第8版(广州)。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约有20万人,他提供了几个具体数字:湖南大学在文革期间的“清队”中有1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4人自杀,包括从美国回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杀的达59人;上海市南汇县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41人自杀;青海省贵德县“一打三反”中有14人自杀;陕西省安康县“一打三反”中有12人自杀。(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216、222、223、225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香港)。目前关于“文革”中自杀人数的估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官方不开放相关的档案。
  [18] 北大教授季羡林在回忆“文革”时,对于这个时期的自杀现象曾有特别的感慨。他写道:“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是‘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外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能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从来没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见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第74、7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北京。
  [19] 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的回忆。
  [20] 例如,外交部干部凌其翰叙述道:“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第202至20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北京)又如,1966年夏天,北京市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在龙潭湖投水自杀,北京市第八中学历史老师申先哲也在被殴打后自杀;两年后,在新一轮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市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相继自杀;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文革的迫害中于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她又被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的回忆)。
  [21] 笔者整理的文革时期部份自杀者的名单、自杀时间、自杀方式及部份相关记录之出处如下: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1966年7月10日)、公安部长李震(自缢于公安部大院的防空洞里,见高建国的《顾准全传》页724,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1968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药)、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茅盾弟媳,沈泽民遗孀,跳楼)、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1966年8月3日)、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俞大因(1966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余心清(1966年9月4日,切断动脉)、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1968年2月)、学者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年,跳河)、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电影剧作家海默(1967年)、电影艺术家应云卫(1967年1月26日)、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1966年8月4日)、电影演员舒绣文(1968年,在狱中)、著名民主人士黄绍宏(1966年8月)、物理学家赵九章(1967年)、作家孔厥(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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