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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铁缨:评判反腐倡廉形势应遵循三个准则(2)
时间:2013-02-26   来源: 党政干部论坛    人气: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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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反腐倡廉形势时,还有一个“腐败黑数”问题。这主要指涉足腐败的官员中,逍遥法外的腐败者占实际腐败总人数的比重。毫无疑问,“腐败黑数”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腐败黑数”越高就说明反腐倡廉形势越严峻。但是,本文无意探究目前我国这个黑数有多少,只是试图说明“腐败黑数”与反腐倡廉形势的内在关系。为了把握这种关系,有学者提出了以下三个概念和一个计算公式:腐败黑数(未查处的腐败数)+腐败白数(已查处的腐败数)=腐败真数(实际腐败数)。应当指出,要运用这个公式准确测算腐败是不是越反越多,就要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腐败分子的总数大体上是不变的。这样的话,查处的腐败分子越多,隐藏下来的就越少,反腐倡廉建设的形势也就越好。否则,就会有多种可能性。比如说查处腐败案件数字的增加并不一定就说明“腐败越反越多”,也有可能是人们所期望的那种“腐败越反越少”,只是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中究竟是多还是少。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等待历史与实践的检验,目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三、评判方法要可行

  在思考反腐倡廉形势上,除了评判主体、评判标准之外,还有一个评判方法问题,主要解决如何开展评判工作的问题。腐败活动具有天然隐秘性,要想准确或直接测算腐败实际状况确有相当难度。经过不断研究与探索,目前学术界广为采用的测量方法有两种,即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

  主观测量法就是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网上调查和电话调查等多种方式调查了解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对腐败实际程度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腐败状况的指标体系。客观测量法则是通过对历年来各种反腐败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来测量腐败程度的方法。如果运用恰当,这两种方法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和印证的过程,其中前者作为对民意的一种反映适合于对各个地区、部门或单位的腐败程度作总体评估,而后者则适合于分析腐败程度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

  应当说,人们对上述两种方法的含义、优劣及其相互关系已经形成共识,故无需赘言。人们感兴趣的是,如果用这两种方法评估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的话,那将会得出什么答案呢?笔者认为,无论运用哪种方法进行测量,都可以说明自1998年开始我国反腐倡廉的基本态势是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如根据透明国际主观测量法,自1998年以来我国清廉指数摆脱了3分以下的状况,一直都在3.1至3.6之间浮动。从客观测量法看也是一样,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的有关腐败案件的立案数,自1998年至2011年始终都在3万~4万件的区间内波动,远低于1995年63953件的最高峰值。总之,这些数据说明我国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这集中表现为“一低一高”。“一低”指我国的廉洁指数还很低,离8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高”指目前我国有关腐败案件的立案数还很高,还在3万件以上。同时,这些数字也说明反腐倡廉形势呈现“良好态势”,即上述“浮动”和“波动”大体是平稳的,这就最能说明目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从战略防御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

  实际上,无论运用哪种测量法分析反腐倡廉形势,都要首先建立并不断完善一个切实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此,有关方面也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积极的探索。如2008年黑龙江省绥化市正式建立廉洁指数评价体系“433”工作模式,其中廉洁指数总分为10分,包括四项指标、三级指数、三级预警,初步形成一套量化的评价机制。尽管这个评价体系针对的是领导干部,但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反腐倡廉的形势。此外,何增科先生提出要设置一个“廉洁程度评价体系”,该体系又分为区域廉洁程度评价体系和部门行业廉洁程度评价体系,其中各自包括——主观印象、亲身经历和客观评价三个维度,每个维度之中又各有3个二级指标,共计9个二级指标。总之,本文认为建立并不断完善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当是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

  此外,不仅要建立起一个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而且要在操作中注意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在横向上不能孤立地看同期某一项统计数据,二是在纵向上不能只截取一个很短时间段的统计数据。就横向来说,这里的横向其实是个空间概念,是指要关注同一时期内的各种相关数据,切忌那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思想方法。如从1993年至1997年5年间的有关统计数据看,此间有关腐败立案总数比前5年平均下降5.3%,但同期相关大案合计数却平均每年比前5年增长180%、县处级以上干部查处数(只有1993年至1996年间的数字,1997年的数字未公布)平均每年比前5年增加114%。显然,这里单独某一项数据的升降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有对同一时期的多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才能更加准确地判断反腐倡廉的形势。

  就纵向而言,纵向在这里指时间问题,就是指分析问题不能只看某一年或几年的统计数据,而是要看一个相当长时期以来的数据,在实际工作中至少要以五年为一个测算时间段,如党的十七大至十八大之间,还可以根据需要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数据,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据。如据统计,1996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立案数为53413件,而在1997年这类案件立案数急剧下降为35662件,比1996年竟下降了33.2%。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反腐倡廉形势的好转,这种大幅度下降背后的真正原因是1997年有关腐败案件立案标准的大幅度提升,试想在贪污受贿起刑点已由1988年的2000元提高到了1997年的5000元的情况下,这能不影响有关腐败案件的立案数吗?一般来说,选取数据的时间段越长就越能说明问题,本文提出我国反腐倡廉“从战略防御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就是基于自1998年以来长达15年之久的主客观两种测量法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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