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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1)
时间:2013-02-27   来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人气: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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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内容摘要: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前提下,对中国学术界近期毛泽东晚年研究状况作一个评价性报告。将目前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基本倾向概括为“主流意识形态”、“否定批判取向”、“‘新左翼’研究论述”和“历史主义学派”四个流派,并对各家观点的基础预设和争论焦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在当下的中国,“毛泽东”已演变成了某种政治符号,而“毛泽东问题”,则实际隐含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正当政治秩序的一种愿景。
  关键词:晚年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政治意识;当代中国思想
  
  作者在阅读了数百万字的文献资料之后,对中国学术界近期毛泽东晚年研究做一个描述性报告。它的目的是在有限的篇幅内,使一般读者对近期中国毛泽东研究的各种主要观点、基础预设和争论焦点,有一个轮廓印象和初步了解。为节约篇幅,本文将尽可能地减少原文引证,而且必不可免地省略了大量同质性的文献资料,但这种冒险的“省略”不是有意地“忽略”,而只是一种在结构文章时的技术要求。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1)“主流意识形态”的含混表述;(2)否定批判取向的研究进展;(3)“新左翼”理论的激烈辩论;(4)历史主义学派的实证叙述。本文将依次对这些学派的观点进行概述,最后,给出作者的简要结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目前中国毛泽东研究的政治意识① 生态分布做如此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各家内部的评价观点都呈现出一致性特征。在思想史研究的角度上,我们毋宁说,其中各学术派别内部分析路径的差异,并不见得比各学术派别之间的价值态度差异要小。但是,就总体而言,各派思想在基本态度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交叉,但就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它们之间观念分歧的基本轮廓还是清晰可见的。因此,本文基于一种宏观描述的考虑,只是在整体上给出一个框架性概括的参照基点。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含混表述
  
  “主流意识形态”是指执政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解释,它控制着中国毛泽东研究的政治话语权,其功能是宣传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并以不断强化这种话语的渗透力作为研究的首要任务,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时要指出的是,存在着一个可以被称为“亚意识形态取向”的层面,其特征是围绕“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旨,对其观点作进一步、更学术性的再诠释,这一研究群体主要是各高等院校和中央及省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他们在公开的报刊杂志发表的主要是这类作品。他们虽然可以欣赏不同的研究话语,但自己则不想成为政治——社会批判的角色②。
  首先,如果以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参照系,那么应当说,在对毛泽东的问题上,“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是以一种不明言说的形式(implicative form)出现的。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③
  中共官方的这个表述,明确地显示出“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部分。换言之,“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中共当前理论的指导思想,而仅仅被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需要“坚持”和“发展”的历史对象了。
  虽然中共中央权威部门对于这一表述上的变化没有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解释,但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于2007年11月7日和11月13日在上海《文汇报》和河南《河南日报》两次发文,具体解释中共高层的这一意识形态变化。而后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石仲泉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首先,目前的中国历史可划分为“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两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叫做“现代中国”,而1978年至今叫做“当代中国”。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涉的对象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以它并不包括“现代中国”的部分,顺理就不该包括那个时期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其次,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其性质而言,应区分为“基础部分”和“创新部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所以,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作为“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之内;再次,“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但它却不是这一理论本源。“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就很难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着“毛泽东思想”了。④
  由于石仲泉教授的论证所涉及的原则上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此,这里我们不对其逻辑依据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但是即使如此,石仲泉的论证仍然受到来自社会舆论和中共中央权威部门直接和间接的批评。一些网络文章对“石文”发起了强势的攻击,认为“此文妄图将社会上刮起的一股非毛化、去毛化反动逆流公开化、合法化,为私有化改革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但是我们老工人早就讲过这是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路”⑤。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也在中共核心理论刊物《求是》上发表文章阐述这一问题。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习近平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继承了毛泽东同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成果,又以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为基础发展了这些重要思想成果。”最后文章明确断言,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从事的事业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而言,胡锦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的论断,已“从根本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说清楚、讲明白了”⑥。
  我个人判断,在此时此刻由中共重要人物发表这样的文章,而且使用了如此强调性的修辞看,实在具有理论和态度的“澄清”用意。至于当初中共十七大报告起草时如何界定“毛泽东思想”的性质以及历史地位的真实意图,则已超出了一般学术评价的范围。但是通过这一即时的澄清和更正,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毛泽东的思想和形象仍然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在其政治谱系中依然占据着一个不能省略的合法性象征的位置。
  其次,从学术角度看,“主流意识形态”系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无疑应首推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该书的价值与其说是由于它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的中国国家级的权威版本,不如说是因为该书直接以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据,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部资料,许多历史细节都是第一次公之于世。在这样的意义上,该书毫无疑问可称为毛泽东研究中的珍品。为表彰该书对毛泽东研究的贡献,2008年2月21日,《毛泽东传》获得了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之图书奖的首项。参加过几届中国图书奖评审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认为,在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过程中,评审学者较注重作品的原创性和学术含金量。“获奖作品都相当有水平,是学术界和读者都认可的作品。”⑦
  《毛泽东传》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认为该书的宏观历史价值在于: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新中国前27年的历史中,不论是我们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走过的曲折道路、遭受的严重挫折,无不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密不可分。在这27年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毛泽东都是主要决策者。作为记录毛泽东这段历史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对这些重大事件都是用了重笔,以写出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它们是怎样发生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它们在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是怎样决策的,在决策过程中,他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发生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等等。这部《毛传》出版以后,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就是因为它使用和公布了大量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人们非常想要了解的毛泽东这段历史的思想和活动。”“《毛传》的最大特点是用事实说话。它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指导下编写的;反过来,通过对大量档案资料的研究,又进一步证明了《历史决议》的科学性和正确性。”⑧
  此外,该书还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和问题,给予了较详细的正面回应。这些事件和问题包括:(1)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2)“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怎样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来?(3)关于中共八大;(4)关于《正处》和整风“反右”;(5)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6)“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7)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根本区别;(8)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等七个敏感问题⑨。例如,《毛泽东传》中对“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此后就再难得恢复的细节给了大量的描写。特别是对毛泽东病情有所好转后的精神和心态纪录,其根据是毛泽东的病历档案,所以相当珍贵和真实。再如书中说:“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⑩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它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健康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面对的复杂局面而日益加深,甚至变成焦虑不安,直接影响他此时对许多重大问题做出的决策。”(11) 这些评价没有“官腔”,客观中允。
  当然,尽管《毛泽东传》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但也难免留下若干“为尊者讳”的明显痕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史料的引证和使用上,存在着按当下意识形态模板的需要,侧重选择与其相一致的资料,从而有选择地省略了毛泽东晚年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思想表述。如毛泽东1976年6月以后对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以及“四人帮”的评价等,早已在民间流传多时,而《毛泽东传》对此则只字未提,甚至没有任何暗示和隐喻的标识。最为典型的是,《毛泽东传》在第1781-1782页上,引述了一段现在已广为人知的毛泽东晚年对涉及自己之一生的自我评价。原文如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对于这段极为重要的史料,《毛泽东传》的作者没有给出毛泽东此次谈话的具体时间,也没有交代毛泽东此次谈话的具体对象和语境背景,而只是以“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一语概之。从《毛泽东传》此处引证的上下文看,前面一段讲“从该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而后面一段讲“这年6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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