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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2)
时间:2013-02-27   来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人气: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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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萧延中  

  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按时间排比,毛泽东的这个自我评价应当是在该年的6月上旬,至迟到中旬。假设6月上中旬共20天,那么,毛泽东此次谈话究竟是那一天?是一次性谈话,还是断断续续的谈话?他此次谈话的对象,除华国锋以外还有谁?毛泽东所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中“你们”又是指哪些人?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毛泽东传》语焉不详。更为让人费解的是,《毛泽东传》的作者拥有直接查阅原始档案的便利,该书涉及毛泽东谈话、著述等重要引文一般都直接加引号,采取档案注释方式,而唯独这段引文只是使用了异体字,但却未加引号。甚至对这样一则如此重要的史实,作者标示的文献出处却是“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这样的注释方式与该书中其他引文形成鲜明反差,实在与常规不符。我们弄不懂作者这样处理文稿的具体用意。在这里,《毛泽东传》似乎特意隐去了此段重要史料的具体背景。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其中或许暗示着某种难言之隐?对此我们只能存疑(12)。正如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所说:“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13) 李捷所说的话很实在,也很实际。按我个人的理解,所谓“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的意思等于说“没有写出来的真实的东西还有很多”。这样看来,这部权威的《毛泽东传》就与真正、丰满和全面的毛泽东全景形象,还有距离。究竟其距离有多大,只能有待于历史给予回答。
  其二,就现有可公开的毛泽东晚年历史事件的评价来看,《毛泽东传》在不少问题上,不仅没有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具体的政治操作内幕,反而增加了更多的疑惑。例如,《毛泽东传》对“林彪事件”采取了完全“一边倒”的评价,而使用的资料显然经过了精心的选择。但目前已出版的各种当事人(14) 和其他民间研究(15) 表明,重要历史当事人汪东兴的回忆(16) 存在不少明显的自我辩护的陈述。面对这些矛盾的史料,《毛泽东传》在没有任何澄清和辨析之前,就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全部责任归给了已不在人间、因而无法辩解的林彪,这本身已有失厚道公允,为史家所不取。或许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则评价说:“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是各类版本的传记中比较全面、客观的,但是它受到一些因素影响,有的地方放不开,只能点到为止。很多读者看了以后觉得不过瘾,转而去找一些外国人写的版本,很多内容太过猎奇而且失实。这是因为读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是读者的错。我确实想过在有生之年能写出一本《毛泽东评传》,把30年研究毛泽东的功夫、时间能凝结出一件作品。如果有机会写成,我自信我的这本书会和别人不一样。”(17)
  虽然《毛泽东传》还有诸多可商榷和可开掘的方面,但我仍然认为,即使仅从历史学角度考虑,这部著作仍是近年来中国毛泽东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
  
  二、否定批判取向的研究进展
  
  总体上说,持否定批判取向的学者们对毛泽东持激烈的批判倾向,如果可以使用化约(reduce to)的方式,那么,我们则可以从其整体研究中抽象出一个至少由五个批判要素所构的结构模式。这五个批判要素是:(1)信仰体系上的乌托邦理念;(2)政治上的个人独裁;(3)行为上的诡诈谋略;(4)心理方面的自恋倾向;(5)以及由这些要素综合而成的政治认知格局。这派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毛泽东晚年走出了一条给中国的正常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的政治轨迹。
  在这一研究流派的内部,细致体察又可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社会主义”取向的批判思路。这些作者大部分曾以青年知识分子身份融入革命潮流,在其生活过程中受到过政治运动的冲击甚至迫害,经历坎坷;另一种则表现出较鲜明的自由主义取向,大部分属于50后一代学人,具有较强的学理意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毛泽东问题的分析。
  中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把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概括为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18) 并认为:“新民主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可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坚持毛泽东思想,即珍视新民主主义。”“我们曾长期‘一边倒’,走苏联式的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特别是:
  “他[毛泽东]追求‘君师合一’,又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惟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现了错误,但皇帝决不能下‘罪已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可见荒唐到何种程度!”(19)
  据此,李锐认为:“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但这盖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20) 在后来的评论中,他还使用了“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这样的判语(21)。
  类似的研究作品还包括重要的历史当事人,王若水、李慎之等人的著述,尽管他们的表达相对比较平和。王若水在遗著中把毛泽东晚年的政治行为和心态概括为五个方面:“一、孤独感、恐惧感和异化感;二、没有私人情谊的同志关系,同志和战友都是毛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三、毛最大的性格特征是迎接挑战,逞强好胜;四、毛常读的书是‘线装书’,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但很少读西方的著作,甚至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五、毛说定了的事,不允许别人反对,不肯改错和回头。”(22) 李慎之所著《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和《大民主和小民主》(23),以及何方的几部论著(24),也大体上持同一观点。
  可能由于这些作者的生命历程曾与执政党的发展和挫折密切相关,又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成的核心已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底色,因此,我们很容易在这些作品中感觉到一种由于其投身革命理想与政治发展现实之间所形成的严重背离,而遗留下某种在怨怒与焦虑之间徘徊不定的伤感,其激烈言辞的深处似乎暗含着某种抑制不住的“痛心疾首”和挥之不去的精神遗憾。这种波动情绪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张力和内在冲突,构成他们研究风格的独有特征。
  相对而言,50后自由主义学者则似乎要更加冷静,他们更加注重对“毛泽东问题”的思想性质、内在理路和历史成因进行分析,倾向于在更加学术化的角度上,探讨毛泽东及其时代的自我使命和精神愿景。例如,当仅仅把毛泽东视为纯粹个体政治行动者时,有学者对其政治诚实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认为:“毛,虽然可以这样那样地取得各种思想资源为其所用,但是,毛不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你如果亲[轻]信了他某一个阶段的想法,去求证他的所有思想,你就会成为另一个愚昧之刘[少奇]。”(25) 如单少杰和辛子陵的著作(26),也基本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论证。而以下三位自由学者则试图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下考察毛泽东政治行为之思想实质的独特性,其透视角度比较典型,故略述如下:
  王力雄概括地指出,对毛泽东来说,“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心想要实现的理想,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
  “他同只贪恋权力的统治者之不一样,那些人即使打着‘天道’旗号,一得到权力,所图唯有坐稳江山。而对于毛,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的是要去实现造就人间天国的理想。只做个统治者不能满足他‘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怀,古今中外帝王有无数,不都是过眼云烟?他是要把帝王与圣贤集于一身——所谓‘内圣外王’、‘君师一体’——去用帝王之权实现圣贤理想。在他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无非只是有点武功文治,都没脱出在权力图中打转。而他要做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27)
  作为一个不尚空谈理论的人,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路径则是把无产阶级思想定义成“公”,而把资产阶级思想看作为“私”,进而通过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公”而驱逐“私”的改造途径,向“人性”开战。这样就必然形成“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观念。因此,与其说“专制独裁”是毛泽东政治统治的特征,不如说那只是历史的表层,而其深层则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系:“一方面,毛虽一直以反封建自居,其专制程度却超过大多数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图给底层群众相当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不断实践其‘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权’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无一不把‘人民’挂在口头,却只有毛亲自鼓动群众把他统治的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党政系统打得七零八落。”(28) 正是“高度集权”与“人民至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并存与平衡,构成了研究者的关注聚焦点。在这个表层对立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通过“改造人的灵魂”而“变换政治秩序”的强大动因。
  任不寐把毛泽东的上述思想特征概括为“教皇情结”,即以某种至高无上之精神权威的代理人名义,对世俗社会进行“教养”。这种角色定位的“必然逻辑结果是相信道德的力量和群众运动。上帝的尊严来自群众或‘选民’的自动崇拜,教皇的主要工作是布道而不是命令。这种教皇情结是把毛和世界上其他独裁者区别开来的标志之一。强迫思想转变和命令‘主动’交代‘罪行’是神权政治的政治艺术之一。但是,毛相信道德的力量主要是相信自己道德的力量;他相信群众是相信盲从他思想的群众和相信群众的热情而不是理性……毛从来没有把‘群众’当作同他平等的人的团体来看待,‘群众’存在的价值就是证明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和群众的工具价值。‘为人民服务’的重点不在‘人民’,而在‘服务’,是为了‘服务’而‘人民’,而不是为了‘人民’而‘服务’。人民是只能被服务、但不能自己服务的那群人……由于群众的无知,中国只能走独裁的道路;既然中国必须独裁,那么,所有的政治斗争必然是关于谁独裁的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29)
  陈小雅将史料片断插入散文体叙事,可能是“学院式规范”所不易接受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其中包含着重要的“发现”和富有意义的“命题”。这里,所谓“发现”或“命题”主要是指:她把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与《水浒》所展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陈小雅认为:“《水浒》经验在‘打天下’方面的效应,经过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到毛泽东,已经屡经验证。它比前代农民起义提供的更多、更重要的思想,在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建立军阀割据大势中的‘红色割据’,再以《三国》演示的进退折冲为战略,避日寇与国民党的正面锋芒,观有利时机进取中原,辅以《孙子兵法》的纯熟运用,应该是毛泽东‘前半生’成功的诀窍。”而“《水浒》经验”到毛泽东掌握政权以后,就失去了它先前的灵光。其中“奥秘”就在于《水浒》是一部经济缺位的“乌托邦”。“《水浒》——作为一部造反者的‘圣经’——还有一个巨大的盲区,那就是它没有回答:造反者如何养活自己?”陈小雅通过对《水浒》及其毛泽东早期回忆的政治诠释,试图证明在“造反者”与“新皇权”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鸿沟”,“他们的身份是可以相互转换而无需经历痛苦的‘裂变’”。就此而论,“朱元璋,——《水浒》之产儿也;而毛泽东尤其著者耳。”(30)
  显然,上述两类学者的批判,都可视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激烈社会批判思潮的持续,但其方法论基础则存在很大不同。前者的经验性直观判断的色彩更加突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作者根据自身卷入政治过程的亲身经历,对诸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痛苦历史的反思结果。这就决定了该派研究的目的论倾向比较明显,正如李锐说:“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方方面面,理清事实,探讨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长期任务,仍同我们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走向紧密相关。我一直认为,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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