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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4)
时间:2013-02-27   来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人气: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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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4)
 

 
萧延中   

  甚至是自然的,因为这些争议的动力恰恰来源于他那超越的创造性批判精神。最后,何新极富激情,气势恢宏地结论道:
  “‘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47)
  另外,有部分“新左翼”学者的作品注意到在历史语境的上下文中解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选择,(48) 但与理论论述文章相比较则是相当有限的一小部分。
  在我看来,才华横溢的“新左翼”严肃学者,通过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再解释,进而反思“现代性”病症的深刻焦虑,并以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行动为透视镜,试图凸显和抨击目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某些严重的弊症,这些反思和批判无疑是振聋发聩和发人深省的,其理论视野和中心立意都具有跨时代、跨历史、跨学科的“大跨度”特征,其论辩雄心相当广阔,甚至不能仅用对当下中国社会出现“新不平等”的忧虑加以简单解读。在更深刻的层次上,这些论述时时触动和激荡着那些不满足于世俗安康而关注着人类命运的“不安的灵魂”。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的关切和焦虑已超出了自我的限界,他们的意图是试图找回非物质之价值的置放基点,其眼光与其说是中国性的,不如说是超国界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经过“新左翼”的再解释,丰满复杂的历史变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作为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毛泽东,就被从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了,他那原本带有强烈个人意欲的政治动机,就被抽象成某种具有普遍意向的理想图景。这样,带着一种理想的洞见去观察“被选择”以后的历史,“新左翼”所建构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应然”(ought to be)的毛泽东,从而就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诸多对现实的愤慨和对未来的愿景(visions)投射进一个美丽的乌托邦镜像之中。但是,理论阐释的合理化意图必须首先满足和尊重历史过程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要求,恰恰是传统观念史研究遭受质疑的要害之一(49)。另外,似乎与这种“理性”判断同等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富有情感的血肉之躯,每当念及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曾为纯洁理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年轻亡灵,再追溯至近代以来为保卫国家而壮烈捐躯的所有中华儿女,思想家完全忽略后来历史过程中由于权力分配的无情角逐和翻来覆去的意识形态运动而付出的惨重代价,难道高调的理论阐释真的就可以做到“心安理得”吗?主导政治家个人的历史责任难道也真的就可以轻易回避,甚至一卸了之吗?就笔者体会,毛泽东本人临终之际对后人对其晚年思想、行为之评价的高度疑虑和深深戒忌,其实已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别具深意的特殊解答。
  
  四、历史主义学派的实证叙述
  
  与“新左翼”强调理论分析的研究路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毛泽东研究的历史主义学派。这派学者均为训练有素的专业历史学家,他们“严守家法”,坚持历史阐释必须基于原始史实(包括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等)的治史原则,认为理论上的过度解释,虽然可能红极一时,但终究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更有甚者,当解释者把历史人物,特别是他们的只言片语,抽离出连续性的具体历史语境之后,许多的结论甚至违反人类生活的基本常识,就更别奢谈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真实的毛泽东”了。
  高华所著60万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选取了“延安整风”这个毛泽东乃至中共历史上最为关键的环节,在核心档案并未开放的前提下,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耐心收集、筛选、考证和排比,讲述了一个“毛泽东如何可能一步步地成为中共党内被普遍认可的第一领袖,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中共指导思想”之详细的故事。特别是关于这个故事建构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书中都有相当精致的深描式(Thick description)叙述。最终,该书给读者勾画出了一幅融汇组织机制、思想渗入、感情调动和政治整合于一体的全方位的历史画卷。高华在谈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说,“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而他自己的关注点则是要“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50)。史学界把这部书评为“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是一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历史名著(51) 和“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52)。我个人认为,仅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突破而言,高华这部著作真正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不如说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修正、摆脱,甚至颠覆了自上世纪4JO年代以来已固化了的意识形态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尽管这部学术著作仍有进一步规范和提炼的空间,如该书仍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反话语”意味(53),但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即使如此,高华的著作之历史学“考据——梳理”的丰厚底蕴,仍是一般“评述性”著述所无可比拟的,它无愧于被称之为中国当代“新史学”之不可替代的研究文本之一。
  作为中国著名的当代史研究专家,沈志华、杨奎松等近年来在冷战史框架下发表了几部厚重的专著和大量论文,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4) 虽然在此我们不能对这些论著一一展开介绍,但沈志华、杨奎松重要的研究贡献,一方面是对原始史料的挖掘和开发,纠正了许多似乎已是“铁板钉钉”的叙史谬误,从而使未知和被误读的历史真相得以展现。例如,1956年波兰危机爆发时,赫鲁晓夫在10月19日抵达华沙与哥穆尔卡会谈,并企图以武力迫使波兰人就范。但第二天,赫鲁晓夫一行便启程回国,苏联军队也停止了军事行动。据当时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其原因是毛泽东接到了苏共打算动武的通知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转达了中共强烈反对的立场。于是,人民普遍认为是毛泽东阻止了苏联的这次军事行动。但解密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和发给驻华使馆的电报表明,当时苏共根本就没有向中共透露打算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消息,而毛泽东是在事件平息后才得知此事的。这样,就使重要当事人的错误记忆得到了更正(55)。另一方面则是力求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联系多重相关要素,对个别历史事件进行解释,这样就使看似孤立的个别事件得以呈现出它自身的来龙去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沈志华在研究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时,将这一现象置入前后数年之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除引用大量公开的领袖言论、当事人回忆录和第二手研究资料外,同时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的内部讲话记录稿,新华社编《内部参考》,云南、吉林、陕西、上海等省市的原始档案资料,未出版的《林克日记》(手稿),对事态的演变展开逐日的排比披露,从而使“党内整风”与“反右运动”之间关系以及如何导致最后结果的线索一目了然(56)。杨奎松在其著述中设问:“如何解释一向明察秋毫、运筹帷幄如毛泽东,竟会被一个弄虚作假的‘大跃进’所迷惑、所激动,以至于心态大变,个性张扬无忌,而且以后也没有悔意,由此引发了以后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呢?”他的研究方式是首先复原1958年毛泽东所面临的相当复杂的历史局面:其一,1957年底美国单方面宣布要将其谈判代表由大使级降低到代办级;其二,同年7月下旬,苏联以不平等的条件提出与中国共同建立长波电台问题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其三,1957年中国经济形势发展不错,《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宣布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的誓言,随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当把毛泽东的决策思路嵌入这样一个中——美——苏三角关系和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多重因素具体语境下时,我们就会看到,“由于其[毛泽东]在处理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存在着压抑感和屈辱感,大跃进成就的取得,显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一种空前的释放,由衷地获得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由此,其对来自美国和苏联的轻视,甚或仅仅是以为轻视的反应,才会变得如此敏感和激烈。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以后虽然也明白大跃进的种种成就多为浮夸虚报所致,却始终异常抵触地不许他人置喙。”研究者不应“忽略了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跃进对毛泽东心态上转趋亢奋的影响。”这样,仅仅从毛泽东“好大喜功”和“争风吃醋”的个性因素解释他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维护,显然只是一种相当表层的评论(57)。
  还有一部分很有价值的毛泽东史学的研究成果也要提及。“文革”后期上海部分历史学家遵奉毛泽东的要求,为若干历史典籍进行注释。如今,这些学者结合自己的所感所受,再次对那段历史及其自己经手注释过的史书,给出其“当代涵义”的再诠释。由于自身的特殊经历,这些作者的价值取向表现鲜明,但不应因此而忽视其历史功力的深厚度和历史体悟的深刻性。例如,复旦历史学家朱永嘉根据毛泽东1969年春夏之交读《南史》的原始记录之痕迹,如他“在《南史·陈庆之传》的天头圈了四个圈,还批了‘陈庆之传’四个字……翻过这一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了一句‘再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他在阅读《二十四史》时,虽有阅读时间的批注,但也不是很具体,唯这一篇有他具体阅读的时间,而且有批语。说自己再读这篇传时‘心神往之’”等等,体会出毛泽东的阅读是“依照《南史》的次序,他应是先读梁武的本纪,然后是曹景宗传,韦叡传,最后才是陈庆之传。最使毛泽东动情的是韦叡和陈庆之这两篇传。”随之将“《南史》语境”和“毛泽东当下语境”这两个交叉的时空秩序融合在一起进行系统的诠释和解读②。这就使读者对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决策之心路历程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历史学家刘修明曾参与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古代历史文献并印刷“大字本”的工作,其中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和散曲等体裁共计86篇。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
  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二十几份,一般只有五至七份(59)。这些“大字本”透露出了毛泽东垂暮之年的焦虑和思考,其信息价值弥足珍贵。如“1972年底,毛泽东对包括天与宗教在内的社会、自然、宇宙的大问题发生兴趣”,当年12月8日布置排印《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12月31日,布置排印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自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前后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1975年2月四届人大后病情又恶化,每日便血。据张玉凤的回忆,毛泽东在床上曾嘱张玉凤询问周恩来病情(60)。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1975年4月18日布置注释张元干的《贺新郎》词。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不须顾”。据此,刘修明认为:“这首词,寄托着他同这位相处几十年、对自己无限忠诚、在处理国家大事上须臾不能离开,然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完全同自己一致的老战友的复杂感情。”(61) 诸如1974年5月10日毛泽东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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