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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5)
时间:2013-02-27   来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人气: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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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江淹的《别赋》、《恨赋》,更无疑直接反映出“政治,社会理想,现实疾病,家庭壮志,暮年,这一切,在晚年毛泽东的感情上掀起巨大的波澜,造成他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精神创伤,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寻求心志的抚慰。”(62)
  不用说,历史学阐释在此展现出了“用史实说话”的内在震撼力,从而使人明白“前人的脚步‘如何’以及‘为何’如此行进”一类“情境逻辑”的足迹。在历史的漩涡中,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利害、关系、好恶、情绪,乃至偏见和误会,大到那些宏观的社会发展取向,小到细微的心理折射反应,都可能对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的生成实施着挥之不去的“干预”影响。简而言之,在历史主义的研究语法中,所谓“偶然”中恰恰可能蕴含着“必然”的因子。
  当然,从理论的抽象性品格的角度考虑,无论描述的细节多么详尽,叙事终究超不出经验直观的知觉(perception)层面。正如一位著名学人评价一部重要的“文革”史书是“没有思想的文化大革命史”(63),可谓中肯,值得举一反三;而且,就具体事件的考据性复原,又极容易因史家刻意的精心投入,而不自觉地忽略了“长时段”历史观察的视角。这样,被牺牲掉的恰恰是历史学所特有的跨代际、超生理(即超越个体生命局限,而使人们可能观察数千年的人类连续性的行为和思维过程)的本能优势,反而陷入因对意识形态介入所必然产生的“权力对历史的扭曲”的敏锐反感,而产生出对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任何要素,包括其中的若干合理性要素,一概持不屑和排斥的态度,这就可能在史家“忠诚于事实”之“家法”的深层内核中,留下一个不易觉察的“主观陷阱”。
  
  五、简要结论:“毛泽东问题”的开放性
  
  中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展现出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各种角度和各种层面的毛泽东研究,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格局,这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必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激烈的争论意味着毛泽东研究学术化的真正开始;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持续不衰的兴趣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已经被符号化了。表面上,学者们评论的对象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且不可替代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真正关切的对象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前景与社会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判断:毛泽东研究无疑将会长久地成为中国学术领域里的重要话题。但是,在上述各家关于毛泽东的评论中,激烈的争论持续不断,目前似乎还看不到产生相互协调的任何迹象,在理论逻辑的角度上,也并未显示出为各派论述所可能共享的某种“中立”的思想因子。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毛泽东”就像一面多棱镜,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他的评价仍然是理解和评价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心态的一个晴雨表和参照系(64)。但是,这个参照系却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多元镜像,在很强的意义上,目前这种张力已明显陷入了某种激进的实质性“思想”(65) 困境之中:
  一方面,姑且不论那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辩论,即使形式上保持着缜密逻辑论证的话语体系,或在严谨的史料排比中重现各种微观细节的叙述之中,其骨子里也多多少少透露出正、负“情感——情绪”的必然牵扯,很难像史华慈对待“中国研究”那样,给出一个试图超越了“爱”(崇拜)与“恨”(厌恶)以后的那份“尊重”。因为我们本身摆脱不了因涉身情境而引发的焦虑关切,而这种“焦虑”则正是此一现实研究最为重要的激情能量的来源之一。不容否认,当前中国的毛泽东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派别林立,激辩迭起的“喧嚣”场景。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可能达成某种接近于一致性的审视和判断,而激烈的多元论辩自身就饱含着明确省思指向的厚重意义。但我个人则顽固地相信:如果历史只是一种可以被轻易贴上YEs或NO之类记忆标签的话,那它将是这个世界上最省事和最无聊的事情。这种“化约论”(reductionism)之“划线排队”的思维和言说方式,被“化”掉的不仅是那些“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富有成果的歧义性”(unresolved problems and fruitful ambiguities)中保存着的“丰富多彩与卑灿交加的人类处境”(both wretchedness and grandeur of the human condition)(66),甚至还可能被再次“化”进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种致使性灵之人彼此仇视之自我折磨的情绪陷阱。恕我直言,当下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激烈的意识形态的论争,掩盖不住“绝对的真理宣称”远超过“审慎的基本预设”的事实。但是,历史的沉积早已警告过我们:自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自以为自己的追求正在趋向“至善”(ultimate good),恰恰隐藏着极其危险的过失。因为,一旦当研究者失去了质疑自身深埋在意识深处的“那些未经审查的知识预设”(the unexamined intellectual assumptions)时,必将无意于清理自我判断的杂质,甚至会不自觉地乐于炫耀那些属于“人”不可避免的限制与缺失(67)。特别是当那些某一信仰体系上的价值形成固化的褊狭之时,离历史遗赠后人之明理和教训的本意,只会日趋渐远,诚如犹太格言所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是也。
  另一方面,每当读到毛泽东,卢梭的身影就会不自觉地浮现于眼前:一个精神深层孤独到不可替代程度的思想怪杰。无论如何评价卢梭,但似乎无人否认,他是一个制造精神悖论的天才,包括所有的那些“公意”与“众意”、政治与宗教、目的与工具、悲悯与冷酷、狂傲与自卑、执著与算计……如果说,就其本性而言,在任何意义上权力自身都更容易地与人性之阴暗一面保持着挥之不去的紧密粘连的话,那么,毛泽东与卢梭之最明显的不同则在于,前者还实实在在、完完整整地充当着一位“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并极本能、极善于权力运作(68) 之政治家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给毛泽东一个明晰的定位,就似乎比梳理卢梭思想的复杂理路更加艰难。面对这一艰难,中国的研究者当然不是无事可做,它反而要求学人更加“深入”去体察、解析和探寻(不是议论所引发的判断),需要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角度去抽象毛泽东“俗语”之中所隐含着的“思想——精神”要素。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并没有能提出一个类似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那样具有原创性深度的关键性分析命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虽然王力雄关于“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69) 的观点,已经开始接触到了思想悖论的某些核心部分,的确可圈可点;也有评论者引用波普尔“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70) 的论述予以支持,但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雅各宾专政之道德悖论”的中国变异版本,还未见系统化的全面梳理和深刻论证。毋庸赘言,这样的“问题意识”已经不限于对于毛泽东本人之功过是非的评说,而把我们反思的视域扩展和提升到了另一个深入的层次,它所涉及的至少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整体精神。
  总而言之,以上的一切都在明确地表明,“毛泽东问题”(the Mao's Problematiques)所引发的“理论——学术焦虑”已经爆炸在中国学界各行学者的“灵魂深处”。这里借用史华慈的“Problematiques”一词,恰恰是因为该词所蕴含着的模糊性(71)。当人们面对“毛泽东问题”时,实际上其潜在的预设都存留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种愿景(Vision)。批判者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宪政民主制度的普世祈望,而赞誉者则强调一种中国模式的特殊价值。这些内容并没有脱离古今比较和中西比较这一交叉十字架的冲突与困惑。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问题”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价值选择上的漂泊与混沌之“不确定性”。如果再进一步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或许“毛泽东问题”将成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留给中国思想和历史的一道无解难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涵义,不仅仅涉及当代中国史或“毛泽东时代”之思想与制度的判断与评价,而且其潜在深度还直接指向了“人性悖论”这一难有确解的“奥秘”。
  有鉴于此,本文只能是一篇没有确定结论的陈述,因为历史自身是一个开放着的、也很可能是一个循环着的进程。
  
  注释:
  ① 此处使用“政治意识”(political sense)而没有使用更为规范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大致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对自己政治合法性的辩护。如是,本文中思想评述的各种流派,显然不完全属于此一类型,虽然其中各派评论都难免沾染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政治意识”则能更为确切地体现本论题的这一特征;其二,在被列举的各家评论中,既有严谨的推理论证,又有经验的感受描述,还有即时的随意点评,并没有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阐述,这样,更具模糊性特征的“意识”一词就恰好适用。
  ② 这里所谓“亚意识形态”的研究区域,其论著不仅数量相当庞大,而且即使排除掉那些平庸的应景文章,其中众多论述也颇有见地,学科和观点也呈多元化分布。但其共同的基本特征是研究者的观点以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根本冲突为限度。对于这部分研究论述的评介,需另文专事分析。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见《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④ 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河南日报》,2007年11月13日;另见: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文汇报》,2007年11月7日。
  ⑤ 老工人:《反击“石文”,打响毛泽东思想保卫战》,乌有之乡网站www. wyzxsx. com 2007-11-25。
  ⑥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载《求是》,2008年第7期。
  ⑦ 《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正式公布》,新华网,www. xinhuanet. cn 2008年2月22日。
  ⑧ 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后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⑨ 同上。
  ⑩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4页。
  (11) 同上,第1666页。
  (12) 我曾在2007年3月3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的文字稿中曾提出过这一疑问,但编辑认为游离了主题而做了删节。在正式发表稿中,我又将其补入。参阅:萧延中、曾子墨《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史林》,2007年第8期。再,将来出版此一阶段的《毛泽东年谱》,将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因为年谱需要逐日记录,以上疑问必得冰释。
  (13) 李捷:《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4) 参阅: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丁盛口述《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08年版;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据说,“林彪事件”的另一位重要当事人邱会作的回忆录也即将出版。虽然我们目前对他的陈述还不得而知,但它将对研究此一事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则是无需赘言的。
  (15) 参阅: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共分“林彪事件的再认识”、“关于‘林副主席一号令’问题”、“关于‘设国家主席’及其林彪篡党夺权问题”、“关于林彪阴谋政变杀毛问题”、“关于林彪‘叛国投敌’问题”、“文革中林彪事件的一些思考”、“林彪事件的影响”七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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