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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中共正修改的历史评价(第2页)
时间:2013-02-27   来源: 南方周末    人气: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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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李惠普
(责任编辑:党务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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