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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梁漱溟对1953年顶撞毛泽东的反省
时间:2013-02-27   来源: 思想网    人气: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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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梁漱溟对1953年顶撞毛泽东的反省
 

 
马勇  

  
  内容提要:在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津津乐道梁漱溟1953年9月与毛泽东的争论,以为这个争论不论内容如何,都足以表明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屈的骨气与正义。其实这个说法很有问题,因为当事人梁漱溟事后并不认同这种判断,发自内心不断反省自己的问题,承认还是自己错了。本文根据可信史料梳理梁漱溟在事件发生后的心路,以此探究19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
  
  关键词:梁漱溟 毛泽东 周恩来 知识分子
  
  学术界至今依然津津乐道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的争论,以为梁漱溟敢于触犯“龙颜”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不畏强权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值得继承与光大。其实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梁漱溟虽然在当时敢于与最高领袖顶撞,出了一阵风头,但事后他就格外后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反省,接近于彻底放弃先前的思想主张。
  由于毛泽东在与梁漱溟发生语言冲突的时候,由周恩来提及梁漱溟的历史问题,所以毛泽东当时就提议将梁漱溟的这个问题移交给“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并警告政协诸位不要对解决问题抱有多大希望,因为他了解的梁漱溟决不会轻易服输。[1]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显然错了,梁漱溟在后来的变化远远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梁漱溟没有因为冒犯“龙颜”而受到处分,但作为当事人,梁漱溟在事情发生之初还是相当紧张。最初几天,许多朋友、门生纷纷到梁家为之劝解,梁漱溟的心情稍有好转,“午睡尚好,即夜来睡眠亦视前为胜,似与反省而心气平有关。又有倦乏感觉,亦是精神与身体较合拍之故。”[2]
  对已发生的事情,梁漱溟反复思考,虽然部分承认自己或许在方法上有不妥之处,然而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明明倾心拥护中共领导,只不过提了那么一点善意的建议,即使说是批评,但从自己内心也并不是恶意,何以招致中共负责人的如此恼怒,以致联系历史对自己进行如此严厉的批评甚至羞辱?自己究竟有什么错?错在哪里?梁漱溟觉得,中共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对待他,完全是一种“误会”,而自己的不足,不过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侧隐之心。自己虽然知道必须是侧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总之,你毛泽东有理,我梁漱溟也不是无理。
  毛泽东在与梁漱溟冲突时曾表示,尽管与梁漱溟有这么大的分歧,但依然建议不要开除梁漱溟的政协委员。梁漱溟意气用事表示当不当政协委员无所谓。所以当此事告一段落,梁漱溟即致信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及秘书长李维汉,请假在家敬候处理,对于各种集会均不去出席,并请政协安排机会由他当面检讨。
  李维汉稍后有回信,表示某些通知和请帖,全国政协照送不误,至于出席或否,随梁漱溟自己决定。至于梁漱溟自请当众检讨一层,李维汉则嘱民盟中央辛志超口头答复暂缓。如是延至当年底,经朋友指教,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销假。转过年(1954年1月)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梁漱溟也被邀请参加,所有要给梁漱溟处分的话,始终不见再提起。梁漱溟除发言少了,各项活动如常,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3]不过,这都是后话,而在当时梁漱溟还是相当紧张和想不开的。
  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两个儿子培宽、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将前几天所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并反复强调毛泽东完全是出于误会。梁漱溟说完后,大儿子培宽即向梁漱溟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负责人只是对你梁漱溟个人过不去。偶然因素与个人因素在这里都不居于主要地位。梁培宽为乃父分析道:
  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而已。你还记得l950年你刚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会上的发言吗?早在那次你就向领导党毫无顾忌地提出种种意见和建议了。我还听说你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过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乎中央土改法的话。除此之外,你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一些发言,或与毛泽东谈话,或给毛泽东写信,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有一种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种偏差发展而来。你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行须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上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恐怕也有问题。几年来,你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你应该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态度。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泽东认为你有恶意,便不足怪。毛泽东不能容忍你这样发展下去,这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或好感。毛泽东一切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因此,你考虑自己的问题时,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显然,梁培宽不是就事论事评价乃父与毛泽东的是是非非,而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帮助梁漱溟认清问题的根本所在,而不必计较意见正确与否以及中共负责人的态度如何。这些话,如果出自别人之口,梁漱溟并不一定能接受,但出自亲骨肉之口,使梁漱溟不能不引起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番话使他在“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4]他在当天日记中情不自禁夸奖两个儿子:“宽儿出其所见娓娓谈数小时甚好,另记。恕儿亦有所说。” [5]
  在儿子及各方友人劝说疏导下,梁漱溟的心情渐渐好转,两天后便伏案检讨认识自己。过了大约十天,梁漱溟完成第一份书面检讨,两个儿子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认为这份文字太偏于检讨个人修养而未更多从政治上考虑。
  根据两个儿子及一些门生如黄艮庸、李渊庭和友人张申府等人的意见,梁漱溟对这份文字进行修改,至10月3日请门生李渊庭抄清后作为书信送全国政协转毛泽东。[6]此事至此应该说基本结束,梁漱溟的思想尤其是其神情于是发生极大转变。
  梁漱溟的这次转变,在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味,它既意味着新的梁漱溟和旧的梁漱溟彻底决裂,又意味着梁漱溟不仅在思想上认可中共理论,从此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并以此为参照检讨自己的言行,而且再也不见往昔“骨气”,至少在他以后的文字中,凡是谈到毛泽东时,无不是一副恭谦的小学生神态。[7]
  在往昔几乎所有讨论梁漱溟的文章中,无一例外张扬他敢于与毛泽东翻脸的所谓“骨气”,所谓“正气”。其实,就历史真相而言,毛泽东的一番怒斥,周恩来的一番揭露,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梁漱溟的所谓“骨气”与“正义”。因为仅仅经过几天时间,梁漱溟在其儿子、友人的劝说下,破天荒地检讨自己的不足乃至问题,沉痛反省自己的错误之所由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番反省,梁漱溟发自内心承认自己错了。他自己再也不愿意坚持什么“骨气”与“正义”,从此之后他走上了与中共,特别是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心同德的心路历程,所以他虽然在此后的岁月中被“冷冻”起来,但其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大体上并没有改变,只是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张扬自己而已。
  在反省与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的争论时,梁漱溟的前提是自己错了。那么错在何处呢?梁漱溟写道: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不对。自己在1949年前不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由来已久,当中共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打败国民党,重建全国统一政权后,自己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不对,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
  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铰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我之倔强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梁漱溟还认识到,他长期以来对中共只是同情其革命要求和目标,也敬爱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但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中共的行动路线,包括阶级学说和武装斗争,有时直接针对中共的理论加以反驳,而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当然也有不少人信服,并跟着行动。因此每当有左倾朋友批评时,自己总不服气。梁漱溟承认,这就是他1953年9月18日与毛泽东顶撞的思想根源。
  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梁漱溟当时还自认为和毛相交已久,要是从五四时代在毛泽东岳父杨怀中家见面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难同当,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梁漱溟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泽东是缔造中国共产党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人,梁漱溟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泽东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公愤的。因此过去从来不愿认错的梁漱溟这次彻底被制服了,心甘情愿地表示,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从道理讲,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期的反动言论而说其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8]
  梁漱溟的这些检讨是真诚的,甚至在三十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也去世十多年后,当他向一些年轻后辈谈起这件不愉快的往事时,梁漱溟仍然坚持说:
  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没有什么。他们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沉沉的寂寞。[9]
  平静中略有几分不满,甚或有点“翻案”的企图。[10]
  梁漱溟的深刻检讨,加上一些人从中游说,使毛泽东暂时放弃对梁漱溟的迫究,梁漱溟虽心情沉重,但生活条件和待遇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动。
  在为梁漱溟说情的人中,最主要的有李济深和张澜。李、张二人都是梁漱溟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深知梁漱溟的为人,在内心深处觉得毛泽东对梁漱溟了解不深,之所以说出那些过火的话完全是出于误会。当时,李济深和张澜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兼任民革中央主席,张兼任民盟中央主席,他们不仅出席了那些天批判梁漱溟的会议,而且在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面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李济深在9月l1日梁漱溟发言后,曾简单表示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但在毛泽东严厉批评梁漱溟时,二人虽都在主席台落坐,然都未再说一句话。他们深知,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时候,批评谁都不好。
  不过事情过后,李济深、张澜都没有忘记老朋友,深为梁漱溟的困境和前途担优。因而二人商定联名致信毛泽东,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继则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与为人,希望毛泽东能看到梁漱溟独特的坦率、耿直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毛泽东肯定看过此信,但一直没有正面答复李、张二人,但在实际行动上明显答应李、张的请求,宽容了梁漱溟的过错[11],使梁漱溟暂时免受指责和批判。
  在向毛泽东求情的同时,李济深、张澜等老朋友也通过不同方式向梁漱溟施压,劝说梁漱溟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使领袖面子太难堪,要适度检讨自己的问题。于是在各方面劝说压力下,梁漱溟终于放弃自己先前几十年特立独行的所谓骨气,所谓浩然正气,发自内心认定自己不应该与最高领袖当面顶撞,此后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示好。然而遗憾的是,据可信史料,他在此后数十年间再也无缘像先前那样与毛泽东当面侃侃而谈,献计献策。他的政治地位虽然没有太大变动,但基本上已经边缘化,成为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尽管他此后非常刻苦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向毛泽东思想靠拢。
  
    [1]《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5),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2] 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全集》(8),50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附记,《梁漱溟全集》(7),13页。
  
    [4]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2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 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全集》(8),503页。
  
    [6] 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全集》(8),505页。
  
    [7] 梁漱溟对中共领袖特别是毛泽东的认同还表现在一些细节上,1957年,他的长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元”,寓意长孙;1960年,次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东”,寓意崇敬毛泽东;1963年,他的孙女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奇”,寓意崇敬刘少奇主席。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倒,梁钦奇也就不再崇敬刘少奇了,更名为“梁彤”;1964年,第三个孙子出生,梁漱溟为之命名为“钦宁”,寓意为崇敬列宁。这些细节大致可以反映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的思想进程和圣人也不免有媚俗的一面。
  
    [8] 《梁漱溟与毛泽东》,29页。
  
    [9] 任华、驰方:《梁漱溟先生访问记》,《良友》画报(香港)1986年8月号;《我的努力与反省》,442-443页。
  
    [10] 参见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1988年第1期。
  
    [11]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历史公案补遗》,《梁漱溟与毛泽东》,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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