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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中的“对立思维”及其危害(1)
时间:2013-02-28   来源: 洛阳市委党校学报    人气: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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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
近年来,党史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发表了大量文章,召开了很多研讨会。党史研究的繁荣发展是值得高兴的。但是,讨论中出现的一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也需要人们关注。其中,“对立思维”的研究方法及其带来的错误观点就应该引起注意。
 
一、党史研究中的“对立思维”
 
党史研究中的“对立思维”,就是采用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方式,不顾或者故意歪曲历史事实,人为地制造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党史人物、不同理论成果之间的对立,切断他们之间的历史连续性,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者理论教条主义。这种“对立思维”方法及其理论观点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造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对立。一是把革命时期同建设、改革时期对立,把革命和执政、革命党和执政党对立起来,不能够正确认识十六大关于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的判断。有的人片面地讲“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这实际上是“告别革命”思潮的遗留;有的人单纯强调革命的长期性和不间断性,不顾历史事实地认为革命时代并没有结束,主张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仍然不加限制地沿用革命时代的斗争思维和策略。二是把改革开放时期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截然对立起来。有的人过度夸大改革开放之前的成绩,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夸大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和矛盾,认为改革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离开了党的宗旨;有的人则把前30年说的一塌糊涂,完全否认前30年对于国家发展的制度、物质、思想方面的奠基作用。三是背离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的规定,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起来。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完全否定计划经济时期的贡献,否定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提到计划经济就认为一无是处,而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宏观调控的作用。其实,党的十四大报告在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说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i][1]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否定计划,而是充分吸收了市场和计划两种经济体制的优势,经过综合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简单地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第二,制造不同领袖人物之间的对立。无限夸大甚至神化某一个领袖人物的功绩和地位,极力贬低甚至全面否定另一个领袖人物的功绩和地位。一些论著极力贬低毛泽东的地位,诋毁毛泽东的人格,制造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之间的对立,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就是这样。另外一些论著极力抬高毛泽东的地位,制造毛泽东同邓小平之间的对立。在某些知名网站上,一些学者无限夸大毛泽东的地位,甚至把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作法(例如“文化大革命”)和理论(例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作判断当前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与此同时,极力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的功绩和地位,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的“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对立”,认为“邓小平正是通过全面否定了毛泽东,搞了‘非毛化’运动才建立自己的权威,实行了与毛泽东截然对立的政策”。2011年6月中下旬,在某著名网站组织召开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某些学者把毛泽东神化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而完全用“文革”时期的语言把改革开放后的一些领导人说成是“某某派”。这些论断完全是非历史的、不实事求是的观点。历史的事实是,正是邓小平既反对神化毛泽东也反对“非毛化”,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事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ii][2]
第三,制造不同理论成果之间的对立。一些媒体、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在讲到党的指导思想时,有意或无意地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完全不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甚至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不提,好像这些理论已经失去指导地位了,这种割裂理论的历史连续性的作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很值得注意。另外一些网站、学者,则过度夸大改革开放攻坚阶段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否定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企图为当年的极左思潮甚至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翻案,否定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甚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修正主义”,绝对不能同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论断毫无疑义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括的几大理论之间以及它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看不到“一脉相承”,就是割断历史,就是切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连续性;看不到“与时俱进”,就是思想僵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格的忽视。
 
二、“对立思维”的实质及其危害
 
“对立思维”的实质就在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一方面,不是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分析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历史阶段和历史人物,而是根据研究者的主观意图或个人感情来取舍历史材料,作出研究者自己所渴望的价值判断和理论观点,有的根本就是主观臆造历史材料,完全不考虑历史科学本身所必须遵循的事实性原则。另一方面,不是辩证地、完整地、历史地看待历史,而是孤立地、静止地、脱离历史具体环境地看待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理论成果,对具体的历史事实采取断章取义式的理解,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其实,这种“对立思维”模式,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诸多非(反)马克思主义者惯用的一种手法。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有些理论家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恩格斯误解了或背离了马克思,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例如,卢卡奇就认为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错误地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忽视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柯尔施则声称恩格斯晚年所主张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给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完全不必要的混乱。”[iii][3]在西方的“马克思学”研究领域,一些学者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刻意制造恩格斯同马克思之间的矛盾,提出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说什么“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应该回归到马克思”。例如,利希特海姆在《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中,就认为他们二人从自然观到历史观到共产主义理论等所有领域都存在着尖锐对立。罗伯特·塔克尔在其《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中,指责“恩格斯晚年著作提出了一种脱离人类历史的关于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iv][4]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专门研究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差异和对立。这种所谓的“马恩对立”观经过费切尔、吕贝尔、莱文等的不断演绎,形成了所谓的“恩格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对立”。[v][5]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就是企图通过揭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间的对立性”,来破坏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完整性,进而达到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国内,也有一些人效仿这种观点,大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间的对立。例如,湖北有一个自称“理思”的人,在“思问哲学网”上发表了一篇《厘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被恩格斯误释被列宁歪曲的事实》的文章,捏造三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对立。


[i][1]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227页。
[i][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300页。
[i][3]  柯尔施:《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转引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 辑.
[i][4]  Tucker,Robert C.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23.
[i][5]  吴家华:《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诸范式简评》,载《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10期。
[i][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i][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i][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i][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i][10]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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