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党务党建网--www.scdwdj.org.cn
站内搜索
返回首页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您的位置: 网站的首页 > 党的文献 > 党的知识-党史专题 > 文章正文
 
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新成果
时间:2012-05-21   来源: 《学习时报》    人气:596
-------------------------------------------------------------------------------------------------------------------

  中共创建史历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但长期以来,由于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和个人崇拜盛行,思想禁锢,以至贻误、空白与谜团不少。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学人思想解放,使这个领域成果叠出。
  马克思主义春潮滚滚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初期传播史研究是本领域最富有理论色彩的成果。以往史家将激情完全倾注在李大钊一个人身上,便产生了矛盾。一方面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却只有一个人,无法形成一股浪潮。这样的画面既不符合逻辑,也有悖史实。事实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如春潮荡漾神州大地。有些学者打破禁区,不是从已有的概念出发,而是从原始史料入手,对陈独秀进行了再研究,真实地评价了他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杰出贡献:“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发表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虽然在理论水平而言,他不及李大钊,但由于在国内进步青年中所享有的崇高声望,他的思想转向对国内思想界影响十分重大。”有学人在1919年11月份的《广东中华新报》上发现(杨)匏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篇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期文章的被挖掘十分振奋人心,一北一南出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文章,再次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开始传播是中国救亡运动的客观需要,决不是偶然的现象。
  学人对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宣传作出贡献,或产生影响的群体作了全面扫描。不仅有李达、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瞿秋白、张闻天、张太雷、赵世炎等,也有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李季、刘仁静、杨明斋、陈启修、陈溥贤等,还有胡汉民、戴季陶、沈玄庐、周佛海等。尽管他们的历史角色不同,后来有的还走到反面,但他们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传播作出了贡献。正是在这个群体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才出现了灿烂景观。
 

      


  《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
  报刊、图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载体。史家不仅研究了《新青年》、《共产党》和《先驱》等革命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还研究了其它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如《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少年中国》、《建设》、《新潮》、《大汉报》、《汉口新闻报》、《广东中华新报》等。特别是上海《星期评论》,该刊物由于负责人是戴季陶,因而长期消失在学人的视野中,即使有一、二篇文章提及,也是作为批判的对象。陈绍康等人撰写的《〈星期评论〉新论》(《文史哲》1990年第3期)颠覆了传统,指出:它是直接产生于五四运动的第一家以宣传劳工运动的刊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与《新青年》成为姐妹刊物。星期评论社组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培养了施存统、余秀松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五四时期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读物均有专文研究。
  与此有密切关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传播渠道。学界取得了共识,马克思主义从东、西、北,即东面从日本,西面从西欧,北面从苏俄在中国登陆。其中日本是主渠道,也是研究成果最丰富的地方。这方面,日本学者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其研究居领先地位,代表作是石川祯浩先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本岩波2001年版),书后附录《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基本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文章与日本的关系理清楚了。它的成果已被我国学人所利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文本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第一个提出建党思想的人
  关于谁第一个提出建党思想的问题,大陆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这个说法来源于高一涵1927年5月的一份回忆。此说遭到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质疑。日本石川质疑二点:一是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认为中共建党这样重要的大事,仅凭一个人的回忆,而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来作结论是轻率的;二是高一涵当时远在日本,并不是亲历者;以后,他多次回忆李大钊再没有提到此事。萧超然先生写了《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百年潮》2001年第7期)对此说给予肯定,可惜没能提供新的原始资料来支撑论文,而是分析与推测,使问题没有解决。田子渝在《我国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是李汉俊》(《光明日报》1990年9月12日)和《李汉俊的“民党”、“革命党”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指出早在1919年9月,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就鲜明地提出了打算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个结论是根据当时报刊资料,具有不可逆转的证据。1919年9月5日至7日,李汉俊与人合作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这篇文章热情赞扬了十月革命,指出这个革命开辟了世界思潮的方向,革命知识分子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与劳工运动潮流相结合。李汉俊为此写了几句话,附在译文的后面,他宣称:面对世界新潮流,中国决不在世界之外,我是无产阶级一分子,“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民党”、“革命党”虽然还缺乏具体内容,但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则是十分清晰的。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有关在中国建党的文字材料。
  中共早期组织的名称
  中共早期组织并没有“共产主义小组”之称谓。有学者考证最早提出“共产主义小组”概念的是列宁和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有英国、法国等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列席出席,以后共产国际就将这个名称套用在中共早期组织上。1921年张太雷、瞿秋白在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文件中,已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1936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同年陈潭秋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公开地将中共早期组织称之为“共产主义小组”。1951年,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书使用了这个概念,至此这个名称开始在党内外广泛运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否应该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一度成为中共创建史研究中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李樾在权威资料性的图书《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概述》中,认为:尽管将中共早期组织的名称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不确切,但“党的早期组织”,将上海小组称为“党的发起组”也不是当时的名称,而且涵义也不尽准确。“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沿用了50多年,为广大党员群众所接受,所以没有必要改变。”1999年12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单位主办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呼吁,用“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呼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必须给予纠正。这个意见被2002年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所采纳,书中不再称“共产主义小组”,而改称“共产党早期组织”。
  与此有密切关系的是如何判断“革命局”这个组织的性质。最初这个名称是在1920年8月17日,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外国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的。他报告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这条史料引起了中共党史专家的极大兴趣。目前我国学术界有三种解读。杨奎松认为“革命局”的出现与维经斯基的来华使命紧密相关。维氏根据俄共在远东的战略意图,到中国的目的就是通过与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建立共产党。在他的安排下,1920年7月19日,上海召集了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大会,产生了“社会主义同盟”,随后派生出上海“革命局”,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金立人则考证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6月,而不是传统的8月。他断然否定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之间的关系,认为上海“革命局”是“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机构,随着这个同盟解散,该机构也就随之消失。田子渝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它们各有各的性质,前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组织,后者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但它们又有密切的联系,中共上海发起组曾作为上海“革命局”的重要成员,参加了它的全部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同盟”的谢幕,上海“革命局”也不复存在,而中共上海发起组则于1921年7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开幕的时间 
   

  中共一大会址
  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是在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里,第一次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将此明确下来。1959年董必武在鉴别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有关文件时,提到7月1日不是中共一大开幕的日期,但这说法不为外界所知。
  60年代,海外学者多次对中共一大开幕时间进行探讨。美国学者韦慕庭(C•Martin Wibur)根据有关资料,推测中共一大开会时间在1921年7月20日到30日。香港学人邓文光于1969年在香港《人物与思想》杂志上发表了《中共建党日期的研究》,后收入《现代史考信录——研究现代史的甘苦》(香港东风出版社1974年)。他注意到大陆《新观察》1956年第13期发表的《“七一”前夕访南湖》一文,根据此文提供会议闭幕于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荷花的生日,即阳历7月28日),推算出中共一大的开幕日为7月23日。
  1979年大陆学者邵维正在《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初步考证》,该文由中共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胡乔木提议,经修改后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标题,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上发表。作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访问了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幸存者,从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三个方面论证,确定了中共一大开幕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这个结论已被海内外普遍接受。有人提出是否应该将党的生日改到7月23日。鉴于7月1日已经深深地铭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中央领导表示,党的诞生纪念日没有必要改变,因为这同党的一大开幕、闭幕日期不是一回事。
  列宁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与中共二大
  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直接思想来源。这个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黎澍、丁守和等学者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新时期,在此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有二点:一是列宁民族与殖民地提纲传入的时间。传统的说法是“提纲”在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由中共参加大会的代表将其带回国。现根据有关材料,“提纲”的基本精神在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8月)结束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获得会议的文件。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的“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第6号,发表了共产国际二大宣言,它体现了列宁民族与殖民地提纲的基本精神。二是将该理论置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证,梳理出中共早期受到“提纲”启示后,对中国革命战略思考的整个过程,特别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渊源关系。彭清近作《列宁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例》(《经济月刊》2004年第6期),对此作了新的探索。她指出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的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列宁将世界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部分的思想,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判断中国特殊社会性质,据此制定革命战略和策略等,并将中国革命分成两步。列宁的两个联盟思想,直接影响中国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制定。由此可以看到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

(责任编辑:党务党建网)
<< 后退  返回顶部  关闭窗口  
 
 
四川党务党建网 All Rights Reserved.www.scdwdj.org.cn
 

主办单位:四川天府党务党建信息服务中心

 
 

主管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联系电话:028-86603600 028-86603596 投稿邮箱:scdwdjw@163.com

 
后台管理 你是第 位访问者 茶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