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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之六)
时间:2012-06-18   来源: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人气: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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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之六)

□祝华新


  36  庄  主

  大寨和西沟之争
  小说家金庸接受电视主持人杨澜采访时,谈到“韦小宝作风”,如投机取巧、讲谎话、贪污,认为不宜简单地归咎于某些“道德品性和个性”,还是要改造“社会和制度”。金庸说:
  “在合理的社会中间,这种人将来要受到惩罚的,如果是很讲法制、法律的地方。”
  “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
  在新中国长期波诡云谲的政治运动中崛起的陈永贵,做出了一些捧不上台面的事情来。不宜过度地追究这位发迹时年届半百农民的个人品质,更应该反思他从中讨生活、求发展的制度环境。也许是这个制度环境本身包含某些毒素,就像深深浸入大陆乳制品的三聚氰胺。浸入餐饮业的地沟油,关键不是少数奶农和餐馆的不讲道德,而是整个行业的无良。
  “文革”一来,当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强悍的个人意志和不惜“天下大乱”的道德考量,扳倒国家主席和大多数中央委员、省部长时,一些进取心强的中国人从这场“史无前例”的乱局中看到了机会。
  在上海,31岁的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自命为“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率领几千名工人到上海北郊的安亭小站卧轨,中断京沪线运输31个小时,逼迫中共上海市委下台。
  在山西,陈永贵闹出的动静要小得多。当初带着乡亲们“三战狼窝掌”时,他只是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本分不求闻达;是“文革”给了他机会与野心,1967年2月乘势而起夺了昔阳县委的权,作为全国第一个“扛旗造反”的劳动模范,受到《山西日报》的欢呼:《陈永贵“杀”出来了》。接着,陈永贵又积极配合省里的造反派,进入了新组建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列名副主任,完成了从一个小小村官到副省级领导干部的惊险一跃。
  陈永贵与山西另一位劳模李顺达关系的逆转,深刻地揭示“社会和制度”是如何打破了草根人士内心善恶的平衡。
  1951年陈永贵第一次见到更早受到毛泽东表彰的西沟老劳模李顺达,口口声声敬称“李老师”。在历史上,是大寨学西沟在先,西沟学大寨在后。陈永贵出名后,虽然对省里面在大寨与西沟之间搞平衡耿耿于怀,但两个劳模之间大致相安无事。
  等到陈永贵当上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到1977年派出工作组到西沟,查处李顺达的“反大寨帮派体系”,高音喇叭天天冲着李顺达家吼叫,还罢免了李顺达的省人大代表资格。在办案过程中,再次使用了“文革”整人手段,仅西沟所在的平顺县就牵连出一百多人。有个曾给李顺达做过秘书的人,在清查中因为被逼供李顺达的材料,惨遭折磨而死。阳泉市下章召大队老人王进军,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只因为去大寨参观后又参观了西沟,也被说成是“反大寨”的急先锋。
  恶性膨胀的乡村能人
  在全国学大寨的政治部署中,周恩来曾跟陈永贵提出,昔阳不仅要出粮食,而且要出人才,好一点的基层支部书记可以调出来。华国锋在副总理任上也曾建议昔阳干部支援他的家乡山西交城县改变落后面貌。寿阳县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则向地委、省委呼吁,请昔阳的同志来寿阳帮助工作。于是,昔阳输出干部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起初陈永贵可能是真诚地希望传播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促进更大范围的农业进步,但后来私欲膨胀,给了陈永贵扩张个人势力、在山西大搞唯我独尊的理由。
  昔阳籍成了山西官场进身之阶。据统计,从1966年5月到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介绍,调出干部491人。其中,国务院副部长1人,省委书记2人,省委副部长5人,省副厅、局长及厅局党组成员3人,地委书记、副书记3人,地委部、局、科以上干部7人,县委书记、副书记14人,县革委主任、副主任3人。有一些人调出时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警察、售货员,调出后就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还曾经发生过昔阳县抵制山西省的闹剧,1973年共青团山西省委代表大会没有眼力劲,只给了大寨一个列席代表名额,引起陈永贵的不满,竟然宣布大寨抵制团代会。只是在受到周恩来批评后,陈永贵才乖乖地带队到太原开会。
  “文革”武斗高潮中,陈永贵因卷入派系之争,被造反派围困。驻扎山西的69军军长谢振华曾经奉周恩来之命,派出一个营的士兵赶赴平遥,让陈永贵套上军装,混入军用卡车才脱险。谢振华主持山西省工作期间,在“九大”前夕的例行清查中,发现陈永贵曾经被逼做过汉奸伪维持会代表。只因为北京发话“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陈永贵才幸免于冲击。对此,陈永贵咬牙切齿地说:
  “谢振华整我的黑材料,说我是叛徒,他没资格。”
  几年后,陈永贵在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期间,逼着谢振华认罪,企图置昔日恩人于死地。后来,山西进京献演的晋剧《三上桃峰》被江青说成是为刘少奇“翻案”,陈永贵又给谢振华定了个上林彪集团贼船的罪名。整治谢振华的会整整开了一个月,没想到这位老红军气定神闲地接过话筒说了一句:
  “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
  说完,把话筒推给别人,神态自若地不做声了。
  陈永贵的尴尬可想而知。永贵大叔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分量。虽然谢振华拿这个毛泽东钦点的副总理没有办法,但农民出身的政治暴发户想要收拾一个党内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红军,倒也“没资格”。谢振华抱恨被逐出山西,但军内党内的地位依然稳固,离休后进了中顾委,这是后话。
  一个有趣又苦涩的现象,是在大寨大红大紫的年代,它的上级晋中地区和山西省向大寨颁发奖旗,都不敢写“奖给”二字,只能写“赠给”,以示授奖者的政治地位低于大寨。
  同样滑稽的,是大寨对新闻媒体的管制。为了便于“学大寨”报道,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晋中报》都在大寨建了长驻记者组,新华社还安装了固定的新闻照片传真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有摄影师在那里驻守,后来电视记者也到了大寨。但大寨对这么多中央、省和地市媒体有限制性规定:记者不能参加大寨的社员大会,未经大寨党支部批准不能直接找社员进行单独采访。即使有记者找到某个村民,也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况,警觉的村民会提醒记者:
  “你经过支部同意了吗?”
  “你还是去找支部吧!”
  记者只能通过大寨接待站,向大寨党支部递交采访计划,等待统一的安排开始采访。
  至于全国其他省市允许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驻省市记者站派记者列席党委会采访,在大寨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大寨一手遮天的支委会远远地躲开记者耳目,搞得神神秘秘。“四人帮”下台后,大寨公社妇联主任竟然上调山西省委宣传部任部长,分管山西新华分社“清查工作”!
  陈永贵成了昔阳和山西的土皇帝。据新华社农业记者陈大斌回忆,在昔阳有一次陈永贵喝了点酒,大着嗓门,得意地问记者和县干部:
  “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
  另一位长期采访大寨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感慨地说道:
  “‘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
  陈永贵在大寨和山西的做派,后来在农村市场经济的典型、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还有几位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旗帜的庄主身上,还能找到流风余韵。问题也许不是出在他们信奉市场经济或人民公社,而是在于公权力需要在农村寻找体现政策意图、政策成效的样板和人格化身,在于这些农村精英“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评论禹作敏)。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中国政治舞台就给农民频频提供不寻常的政治资源。面对以地主乡绅子弟为主体的北伐军国民党将领,共产党要另起炉灶,只能发动农民。据毛泽东1927年踏访5县写出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生动地描绘了底层民众的激情和野性,这种激情和野性被长期的法律、道德、习俗所压抑、克制和疏导,如今在革命的旗帜下、在“农会”的组织下瞬间爆发,聚啸乡间: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乡村的革命领袖往往是失去土地的流民,“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在游离于现行体制的游士、“流氓有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登上政治舞台,并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参与主导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把“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甚至古代士大夫羞与为伍的“鸡鸣狗盗之徒”的生活习惯、审美品位,乃至语言,带到了上流社会,推广到全社会。它一度让中国人以穿高跟鞋为耻,让文化人礼赞“不须放屁”这样的诗句,更严重的是让一种专制、狭隘、飞扬跋扈的农民气质、流民气质扩散开来,颠覆了文明古国传统的“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和“温良恭俭让”,让章诒和小姐那样的贵族遗少心里很是不舒服。
  向大寨发难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读《人民日报》,不仅要看它报道了什么,还要看它没报道什么。比如,1978年岁末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想知道党的农村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得看看毛泽东时代农业政策化身陈永贵没有说什么,尤其是与陈永贵有区隔的农村代表人物说了些什么。
  翻开《人民日报》,明眼人不难发现,陈永贵从这个著名的“三中全会”后,就失去了对农业政策的话语权。整整一年前,他还风光无限地访问“民主柬埔寨”,接受农业合作社社员们在稻田边的欢呼:
  “大寨!大寨!”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热情洋溢地告诉陈永贵:
  “反映大寨战天斗地的中国电影在各大区农村都放映了,柬埔寨农业合作社社员在银幕上看到了陈永贵副总理,大家都认识你。现在,他们都想再亲眼看看你。这将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鼓舞。”
  实际情况是,从中国舶来、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农业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把柬埔寨民族逼入绝境。波尔布特从1975年春天执政,立即把城市居民统统赶到乡下,组成“合作社”,住在简陋的茅屋里,人人拿起锄头种田。除了睡觉的铺盖,其他财物全部充公,在公共食堂里每10个人一组围着喝“大锅粥”,缺医少药,结果导致1/3的国民非正常死亡,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大寨!大寨”的吆喝,在这个小小的佛教国家成了几百万冤魂的噩梦。
  到1978年底,当中国“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离丧尽人心的波尔布特逃出首都金边没几天了。大寨在它的原产地第一次受到了冷落。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时,华国锋授意的原稿被推翻。胡耀邦主导另起炉灶,批评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字里行间明显地是针对大寨经验另寻出路。让陈永贵气恼的是,决定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但接着又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全会公报中连盛行了14年的“学大寨”口号都没有出现。
  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搬出了陈永贵在“文革”中的对头李顺达。1979年1月4日的报纸刊发新华社通稿,报道西沟村大队党总支书记李顺达带着老花镜读罢三中全会公报,不点名地敲打了一番挫伤农民积极性、“以粮为纲”、人造耕地的大寨:
  “这些年来,农村经济政策得不到贯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以为搞农业就是搞粮食,只抓粮食,丢了林牧副渔,不搞多种经营,结果,粮食也抓不上去,集体经济得不到发展,社员生活也富裕不了。太行山都是土石山区,把山头全部削平,也造不出多少地来,因为没土呀!还是要靠山吃山,在山上打主意,大力发展林牧副业。”
  李顺达赞扬三中全会的一系列政策和经济措施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农业搞上去。报道还通过李顺达的口,意有所指地说:
  “我们还是要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在党内场合,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率先对大寨经验提出批评。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几个月,正在安徽推行“农业六条”的万里,在省委党校、在包产到户的急先锋滁县等场合,对大寨冷嘲热讽:
  “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
  “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平原……这一套我们学不了。”
  “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万里在省委明确宣布,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与此同时,胡耀邦也在中央党校指责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搞农田水利“大会战”是“劳民伤财”。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寨的做法受到党内一批新锐思想家的指名批评。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第一个公开向大寨发难。他曾经率中国农学会代表到大寨实地考察,发现砍掉树林种小麦,把小麦种到山顶上,麦穗只有几粒瘪籽,或压根抽不出来,而畜牧业等综合经营却受到压制。杨显东指名道姓、直言不讳地提出:
  “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大寨一位政协委员看到政协简报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农业部要求杨显东向大寨的政协委员当面检讨,杨显东不予理睬,坚持说:
  “大寨问题很大,如果盖子再不揭开,对全国农业发展极为不利。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业科学家、一名政协委员,我要对8亿农民负责,要敢于说实话。如果我们再捂盖子,我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啊!”
  最耐人寻味的,是《人民日报》对大寨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人民日报》是中央级媒体中宣传报道大寨的第一家报纸,从1964年起,为落实贯彻毛泽东“学大寨”的号召连篇累牍,不遗余力。这是人民日报记者编辑的党性使然,但不代表即使在那些狂热的年代里内心深处没有自己的困惑和思考。
  最早从北京走进虎头山的记者何燕凌,此前也曾写出评论《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直接启发了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导致“文革”前温州著名的“包产到户”实验。而在70年代末主导《人民日报》农村宣传的两位关键人物——社长胡绩伟和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对党的农村政策更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五味杂陈的思想颠覆。
  胡绩伟在50年代作为常务副总编辑,配合吴冷西的“大跃进”宣传。起初胡绩伟崇拜苏联的“集体农庄”,对“大跃进”的成就信以为真,曾亲自到陕西王保京大队测算一亩地能打多少斤麦子,还在《人民日报》撰文谈论“光化作用”可以保障亩产几千斤。在3年饥荒中,胡绩伟随同刘少奇到湖南农村调查,一路上少奇对“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的宣传提出严厉的批评。胡绩伟对农村灾情耳濡目染,又经刘少奇醍醐灌顶,开始察觉到党的路线偏差,“全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
  “文革”后与胡绩伟搭档领导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秦川,解放前就在陕甘宁边区固临镇做过农村调查,更是从“大跃进”一开始就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文革”后与万里在安徽省委的副手保持密切联系,对胡绩伟也有很大影响。
  而农村报道负责人李克林,对多年来主持人民日报的“农业学大寨”宣传,“负疚”和“造孽”之感日渐强烈,她说:
  农民穷成那样,还要去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看到贫困的农村,内心感到痛苦、迷惘,但又说不清楚。
  李克林曾经与一些朋友悄悄议论:
  “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这副样子?”
  “难道我们多少同志牺牲流血,就为创造这样的一种局面?”
  邓小平“文革”后复出,大环境发生变化,春风融冰,《人民日报》率先觉醒,摆脱左倾思维定势的束缚,睁大眼睛研究中国现实,其中自然包括人民日报老记者团队非常熟悉的农村。要知道,1942年当秦川白天骑驴下乡、晚上在土炕上一边捉虱子一边写作近10万字的《固临调查》时,陈永贵还在大寨做日本人的“维持会”代表呢!
  党的这批老报人对农村的了解和感情,要比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历史久远得多。于是,从1979年2月起,李克林在报社编委会的支持下,发起了一场“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编者按直指农村的恐“资”病态:
  “有关发展农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制度被搞得混乱不堪,急待分清是非,拨乱反正。比如,这些年危害农业最为严重的到底是‘左’还是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除了迫在眉睫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人民日报编者按对于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商品化和现代化也提出了深远的思虑:
  “我们指导农业的思想、作风、方法,以至生产措施、耕作制度、管理体制等等,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需要?怎样向现代化转变?怎样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彻底改变几亿人搞饭吃的局面?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这场讨论引起农村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的强烈共鸣。他们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近距离观察和感受,具有令人压迫的真实感和变革的紧迫感,特别当这样的文章来自陈永贵的大本营山西。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痛心地指出:
  “多年来,农村中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左’。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到‘大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把社员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割掉了,把发展多种经营和集体工、副业的路子堵死了,把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批掉了。”
  在2月14日讨论文章《旗帜鲜明地清除极左的流毒》中,王国英谈到了“学大寨”,认为这个问题多年来已被极左思潮搞得人们无所适从:
  “不去注意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而是一个劲儿地在生产关系的改变上大做文章,搞什么‘穷过渡’。谁要是不赞成,谁就被扣上一项‘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搞得农民动辄得咎,气也喘不过来。”
  怀仁县委书记王建功把矛头对准陈永贵总结的大寨式口号“一批二斗三大干”、“大批促大干”,不留情面地说这是一个“极左公式”。这类口号基于对农村现状“唯心主义的估计”,总觉得农村中资本主义充斥,指望“靠搞政治运动来搞经济工作,以阶级斗争来取代生产斗争”。其后果是,农村干部无法集中精力抓生产,也不敢放心大胆抓生产,成了用大部分精力搞政治的“运动员”;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人为地扩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把人心搞散了。
  后来一直做到山西省委书记的王建功,以直言敢言的个性,在3月4日的讨论文章中,不点名地剖析了大寨的另一个致命伤,即农田基本建设“大轰大嗡”、不讲求实际效果,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注意多种经营。比如在煤炭资源丰厚的山西不允许搞小煤窑,“守着金饭碗讨吃”。
  在山西以外,农村基层干部对于长期卖力地推行“学大寨”意见更多。甘肃会宁县甘沟公社党委书记欧永福带着愧疚写道:《取信于农民是件大事》,因为“多年来政策多变,失信于农民的事不少”,算起来至少欠了农民4笔债,包括农民牲畜、农具折价入社后没有照价偿还;大炼钢铁拿走了农民的铁锅;自留地、自留羊、自留树充公;修水利工程拆迁社员住宅、水窖,平调非受益区劳力,没有兑现补偿。
  浙江衢县县委书记谢高华痛定思痛,得出结论:《农民需要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批评现在订生产计划不敢讲提高社员的物质利益,抓生产不敢讲降低成本,搞分配不敢讲增加社员收入——
  “群众辛辛苦苦干一天活,收入只有三四角钱,哪里来的积极性?”
  山东乳山县委书记曲元显大胆质问《越穷越是社会主义吗?》。他认为,在农村干部的头脑里形成了许多糊涂观念,把“穷”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富”等同于资本主义,抓粮就是“迈社会主义步”,抓钱就是“走资本主义路”,把农村搞得鸡犬不宁。曲元显认为,思想根源跟大寨有关,因为干部以为学大寨就是学一个“苦”字和“干”字,不能沾“富”字和“钱”字的边,否则就是走歪门邪道。干部把注意力放在所谓“把关定向”上,把改善社员生活的门路卡得死死的。
  曲元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为什么群众拥护的,我们的干部却怀疑和反对呢?”
  这不仅是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的困惑,也是以李克林为代表的人民日报农村记者真诚而痛苦的反思。这场讨论持续到1979年12月结束,人民日报试图用50期122篇讨论文章,偿还十几年的“学大寨”宣传对农民的欠账,春风化雨、水滴石穿,在思想观念上为“学大寨”刮骨疗毒、正本清源。
  揭开“西水东调”的老底
  “三中全会”后,作为毛泽东人民公社农村思想遗存的大寨,已经成了万里、赵紫阳和邓小平推行农村改革的绊脚石。服膺“三中全会”的《人民日报》,旗帜鲜明地站到大寨的对立面,陈永贵腹背受敌。
  197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一封读者来信。甘肃省张掖地区农机局的史荣福在来信中反映,这些年全国各地前往大寨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仅张掖地区,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几乎都去过,有的还去过好几次。但参观效果不佳,有的纯属游逛,有的回来汇报一下交差了事,有的把大寨“学歪了”,回来就收农民的自留地。史荣福的意见是:
  “这样的参观劳民伤财,要不得!”
  “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雁门关,大势所趋,人心向背,山西对大寨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报道《学大寨要冲破禁区 “反大寨”帽子一律推倒》。这篇新华社通稿说,会议总结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与会者尖锐批评:
  “‘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要迅速发展农业,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学大寨方面的禁区……”
  人民日报提到,与会者“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领导同志”。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第二书记罗贵波公开承担了责任。昔阳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李喜慎(陈永贵当时兼书记)发言,开始承认昔阳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以后,我们发现有些正确的东西过去也被我们当成资本主义批判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新华社通稿《昔阳县委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报道县委副书记李喜慎代表县委,首次承认昔阳县1973年虚报粮食产量7000多万斤!
  这是人民日报为昔阳“背书”欠下的一笔旧账。1973年春天,昔阳遭遇大旱灾,境内5条大河断流,水库大部干涸,80%的土地因为含水量太少而难以开犁下种。当年7月,人民日报以陈永贵的一句话为题,发表了一整版的通讯,赞扬昔阳《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到了秋天,陈永贵又在这句话后面加了半句“没见过的大丰收”。但此时庄稼还长在地里,究竟能收多少粮食还是个未知数。据李喜慎说:
  “没想到后来秋雨连绵,收获时越打越败兴。但是为了套原来已经讲出去的‘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向上报的产量就不实事求是了。”
  人民日报按照陈永贵的调门,没有深入实际调查采访,就轻率地报道了昔阳的3个“没见过”。
  一年后,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从山西省统计局获悉的准确数字,昔阳县从1973年到1977年的5年间共虚报了2.7亿斤粮食,比这5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县委每年布置各公社按照虚报的数字更改粮食产量账。这时候的大寨,从“三战狼窝掌”时埋头与自然的抗争,心有旁骛,走向旁门左道,精气神已经涣散。网友“历史的脚印”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发帖分析,陈永贵凭着农村精英分子的“狡猾”,与国家达成了“交易”:
  “他所领导的小集体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援助,国家为这个政治样板已经不惜成本”。
  大寨这个农业样板的核心价值,是把农村人力资源榨取到极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自力更生养活庞大的农业人口。大寨“三战狼窝掌”的前期,还是艰苦奋斗改造家乡的榜样。到了中后期,一个穷山村要想不断制造亮点,毕竟潜力有限,只能而且理直气壮地向政府伸手。政府为了让大寨样板保值增值,也心甘情愿地给大寨输血,投入外部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大寨兴修水利、挖山造田,往大寨脸上贴金。
  老一代政治家未尝不知道,大寨成名后,政府在它身上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银子,但就是不愿深究大寨后期的花拳绣腿和弄虚作假。例如,这一年3月,李先念副主席转给胡耀邦一封宁夏干部反对淡化“学大寨”宣传的来信,并做出批示:
  “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
  “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
  陈永贵也把农田基本建设作为大寨最后一道防火墙。这年5月,他在昔阳县的一次会议上振振有词地提起:李副主席说,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陈永贵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在昔阳内部,完全不见了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中的那种谦卑,而是以挑战的口吻扬言:
  “三中全会以来,没有动摇我们大搞农田建设的决心……”
  胡耀邦对“学大寨”运动中动辄组织“大会战”、搞“人造平原”很是反感,曾在中央党校指责这种做法是“劳民伤财”。为了彻底抹掉大寨头顶的虚假光环,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揭开昔阳的一块疮疤——“西水东调”工程。
  所谓“西水东调”,是新中国最早的“形象工程”之一。它从山西省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潇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东调到昔阳东边的海河水系。这样做的结果,是废弃西边原有的三十多万亩水浇地,来保障东边的几万亩水浇地。它酝酿于1974年。陈永贵听了昔阳赴河南红旗渠的参观汇报,指示昔阳水利要居于全国前列,要流向西边的河水调回来,浇昔阳的地。后来,陈永贵进一步提出,“西水东调”工程要作为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观项目,要搞得雄伟壮观,有气魄。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通讯员陈思和、本报记者张进兴(实为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当时分社记者可同时署名为人民日报记者)合写的长篇报道《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公开揭露了这项“不惜工本、不惜民力”的形象工程。10月24日,人民日报老记者许仲英披露更多内幕的通讯《山西省委和“西水东调”工程》见报。
  据这两篇报道透露,“西水东调”的设想,曾遭到山西和北京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对。山西省水利设计院婉转地表示:这项工程是“水利搬家”,抢别人的用水,效果不好。但是,中共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应该是王谦书记)明确表态:
  “宁肯把山西所有项目抹掉,也要上。”
  为了赶时间,中共昔阳县委不等整个工程设计完毕,就下令开挖了长达三十多华里的输水洞。另据山西资深水利专家张弘毅在2003年第5期《文史月刊》撰文回忆,关山水库选择坝址更属荒唐。这个水库上游流域面积过于狭小,本无建库必要。但陈永贵执意要把这里建成参观风景区,区内要有人造湖、湖中岛,还要饲养珍贵动物。选择坝址那天,李喜慎副书记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到山头开会,捡起一块石头向河滩一扔,说就在这里筑坝,要省设计院工程师第二天就出图。
  工程师感到为难:修建水库必须经过勘探设计才能拿出方案,这样草率地选址,简直就像“农家在墙角挖厕所”。省水利局从水电部搬来救兵,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冯寅亲自来到昔阳,就技术问题提出询问。这下子惹恼了李喜慎,他站起来,将烟头一摔,训斥省里的技术人员:
  “你们提的意见是给昔阳出难题,是搞阴谋诡计,是反大寨行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开口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昔阳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你们不想干就离开昔阳。”
  北京来的大专家冯寅不会被昔阳小县吏吓倒,他立即起身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我不是党员,但我是水电部党组同意来的,我要对领导负责,对党负责。我不论到什么地方,看到的问题都要如实地向当地领导汇报。我向总理汇报也是这样,我多次给总理汇报都是畅所欲言。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话,和县领导讲的话,回到部里一定一句不漏地向部党组汇报。”
  会议不欢而散。
  水利专家张弘毅还提到,从平定调水到昔阳,设计人员选定的路线是沿山边挖渠引水,但昔阳县领导要求改在交通线上,让来大寨参观的人都能看到,即使成倍增加工作量和投资额也在所不惜。“西水东调”经过李家庄低洼地段,技术人员设计用倒虹吸管方法输水,但昔阳县领导说这里是来昔阳大寨参观的必经之地,倒虹吸管埋在地下看不见,还是要搞渡槽,“这是老陈定的,谁也不能改变”。而渡槽的造价是倒虹吸管的数倍。渡槽是长达数百米、高数十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民工干不了,只好由省水利工程局修筑。昔阳县领导别出心裁,在专业团队浇筑的数十座钢筋混凝土桥墩外面,由民工再砌上一层护石,对外宣传说是昔阳农民自力更生的产物。
  大寨和昔阳丑陋的虚荣心,演变为对政府和全国人民赤裸裸的欺诈!
  “西水东调”工程投工近500万个,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经费的1/10,征用的劳力包括社队民工、干部、工人、教师、解放军工程兵指战员。据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亩水浇地成本将高达1000多元!而水利专家张弘毅说,当时山西一亩水浇地平均成本仅100元左右。许仲英给昔阳算了几笔帐:
  据“西水东调”工程停建后结算,省委批拨9200多万元,已用掉了5100万。如果将5100万元用于解决群众生活或发展生产事业,就可以基本解决100多万群众缺水吃的问题;可以使山西省现有80多个老灌渠配套,增加灌溉105万亩耕地的效益;可以改造晋北和晋中一带平原上300万亩盐碱易涝地,以改造后每亩增产粮食300斤计算,可增产9亿斤,比“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增产的粮食目标多三十多倍。
  不惜浪费国家资财建设“西水东调”这个工程,究竟给群众带来什么好处呢?从表面看来仿佛是为了昔阳人民,实际上,他们是既出工,又贴粮,既流汗,又流血(在施工中,共死残195人)。到头来,只是千百万人的一场无效劳动而已。
  在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山西省被迫决定缓建“西水东调”工程。在6月15日首次揭开“西水东调”工程暗黑面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亲自审阅过的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政策一靠运动,二靠“大干”:
  “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在农业战线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等等。”
  社论对所谓“大干”分析说:投资少、收益大的工程可以搞,但是像“西水东调”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用这种办法来搞农业只能愈搞愈穷。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但也不可以“无限度地使用民力”。
  这篇社论如果由今天的南方报系来写,行笔至此,或许会延伸到秦始皇的筑长城、隋炀帝的修运河,然后给予愤怒谴责。这就是体制内报纸与体制外报纸的区别。《人民日报》不可能站到体制外立场,对“不惜工本、不惜民力”进行道义的审判,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人民日报》对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领导人素质等问题的叩问,还是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为什么山西省内外专家反对,却不能制止“西水东调”呢?社论直指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还要把不同意见打成“立场问题”。
  正像许仲英在通讯中讽刺的,这些年在山西的干部和群众中流传,山西也有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和昔阳做的照搬;凡是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指陈永贵)说的照办。“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一个“照办”的典型。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有一次坐汽车路过一个县,因为县委没有准备好招待饭,他大发雷霆,说这个县反大寨,省委很快就将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调走了。在一次大会上,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指名点了一些县委是反昔阳反大寨的,省委就把那几个县的县委书记调走,换上了从昔阳调来的公社或大队干部当了县委书记。
  这一年,人民日报还揭露了陈永贵的笔杆子和军师宋莎荫。他以《山西日报》副总编辑的身份,控制对大寨和昔阳的报道,迫害报社同仁导致精神失常。山西省委决定开除宋莎荫党籍,震动了山西官场。接着,又点出了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奸污妇女、鲸吞公物、毒打无辜群众,纯属“依仗老子权势作恶多端民愤甚大”。
  在《人民日报》的聚光灯下,陈永贵从国内外景仰的劳动模范,已经变异为一个丑陋的“封建家长”!
  考虑到孕育陈永贵的政治大环境,胡耀邦审阅的这篇社论深刻地指出:
  “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着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政治生活要反封建,思想战线也要反封建,这个判断振聋发聩、力透纸背。《人民日报》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一方面,因为认同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改革取向,相当自觉地配合他们的政治运作,比如扳倒国务院内的大寨派陈永贵和大庆石油派,为赵紫阳、万里等接管国务院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从胡绩伟这样的社领导到李克林这样的老记者,视野和兴奋点也不局限于帮衬某些领导人的更替。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人民日报,决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与“两个凡是”人事交替的舆论工具。它集中了党内一批深入草根、直面现实、有历史感的优秀大脑,这些谔谔之士以诚挚的思考和激情的献身,勇于揭示党和国家的挫折创伤,刨根揪底,在党内和社会上掀起了批判现实、除旧布新的思想风暴。
  读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一位署名“共产党员王定”的读者给人民日报来信,感奋不已:
  “写出了多少年来人民心坎中要说的话,是一篇向封建官僚主义者开火的檄文。这篇社论看来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过目的。一个有作为、能为人民做大好事的党中央,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给人们带来了多难兴邦的征兆。”

37 平常心

  回归草根
  1980年,陈永贵请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解除自己的副总理职务。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成联合调查组,从北京赶赴大寨和昔阳,进行了40天的调查采访,写出一组内参。这是全国性媒体有关大寨的最后一批报道,只是大多数中国人无缘读到。看看标题就知道,这个曾经吸引了700多万人参观的农业圣地已经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
  曾几何时,中央级媒体云集大寨,连篇累牍的赞扬,让陈永贵飘飘然。如今中央级媒体再度出手,一组言辞犀利的批评内参,让陈永贵坐卧不安。他大病一场。
  据苗长青在中共山西省委主办《山西工作》2004年第9期撰文回忆,此时邓出面,给陈永贵说了两句公道话:
  第一,起码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第二,大寨卖粮是真的(指1963年遭遇洪水那次给国家卖粮不减少)。
  中共山西省委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写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肯定了“文革”前大寨治山治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难能可贵;但否定了大寨和昔阳的“3条基本经验”,即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省委承认:大寨从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变成了“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并提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
  邓看了省委报告,不赞成把责任推到陈永贵一人身上。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写下批语: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
  中央批语着眼于肃清农业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贯彻“三中全会”以来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农村新政。对于陈永贵的造反起家和家族统治未予深究,但对于新中国给没文化的劳模加官进爵的做法进行了谴责:
  “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
  这段话,实际上是帮助陈永贵这样的劳动模范解脱误入官场的尴尬和罪责。据宋连生专著《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写道:陈永贵很重视中央的这个批语,表示:
  “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
  陈永贵进入中央高层后,一直保持着农民身份,在大寨领工分,解职后才开始按行政13级领上工资,工资标准是每月200元。这也是陈永贵那一拨工农兵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的共性。风云际会,把他们推上高处不胜寒的政坛巅峰,但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相当低调和谦卑,私生活都能洁身自守,进京后差不多都不带家属,保持了社会底层的饮食起居习惯,不习惯享受特供,也不喜欢看“内部电影”。
  中央对他们的收入实行“巴黎公社”法则,相当的菲薄。像同为副总理的吴桂贤每月只领西北国棉一厂的工资76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还是军工厂4级工的月薪58.86元;售货员李素文工资62元,出国访问时连行头都买不起,只好向对外友协借来皮箱和衣服,回国后再归还人家。
  从政坛高层跌落后,他们也大致保有一颗平常心。吴桂贤从北京坐火车回到咸阳当天,就赶着要上工厂当晚的夜班。另一位副总理孙健回到天津机械厂,还像以前一样提着饭盒上班。
  比较而言,陈永贵下台后的安排算是最好的,经胡耀邦提议,他留在了北京,住在部长楼,同时在北京东郊农场做顾问。夫妇俩和小儿子的户口也终于迁到了北京。据杨文、裴小敏主编《被历史忽略的历史》(河南文艺出版社)介绍,陈永贵给大寨人交待说,他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杂物的大缸都交公归队,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伴贾进才。
  官场私德
  陈永贵下台后,不少过来人还记得他在台上时表现出的农民的朴实和基本的是非感。1968年秋天大丰收,昔阳计划免去社员欠集体的粮食。有人提出要讲“阶级路线”,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电话请示北京的陈永贵,他不假思索地说:
  “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
  陈永贵对张春桥的傲慢看不顺眼,中央会议上敢于公开顶撞这个“政治局的恶霸”(李先念语)。相反,他对周恩来总理抱有很深的感情,国庆招待会时周致辞完毕,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在那个翻云覆雨的年代,陈永贵的鲁莽和直率显得颇有几分可爱。
  在北京赋闲的陈永贵晚年生活波澜不惊。陈大斌在《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撰文提到,有一次,昔阳铁厂的一个老乡请求陈永贵给铁路方面的人打电话,要了几节火车皮。老乡告诉陈永贵,对方只要了200块“好处费”。陈永贵大概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潜规则,一脸疑惑地问: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
  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
  “开甚发票哩!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变,喊道:
  “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
  说着,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
  1986年3月陈永贵病逝,骨灰按照遗嘱撒回大寨。人民日报上陈永贵逝世的消息中写道:
  “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陈永贵那代工农兵出身的干部虽然眼光狭隘、观念僵化,但在金钱和性的诱惑面前内心是比较干净的。今天某些贫寒出身的高级干部则大不一样。
  例如,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京西煤矿工人出身,当官后一段时间还随手拿起别人的茶缸喝水,活灵活现地讲一些从矿工那里听来的粗俗笑话。而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母亲早逝,儿时兄妹5人家境艰难,下雨天就把鞋子放进书包,自己打赤脚回家。但政坛发迹后,一个个搞起贪腐,堪称大手笔。刘志华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600余万元。京郊一个叫做宽沟的地方按星级宾馆的规格装修,成了他幽会的“行宫”。扳倒他的竟是多名情妇中之一寄给政府的一盘幽会性爱录像带!郑筱萸为企业通过药品、医疗器械审批放水,收受款物折合人民币649万元,一家四口全部收监。
  从这点上说,陈永贵那拨工农兵干部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为高层权力所利用,不自量力地参与维护一条不得人心的“文革”路线,并且带有整人恶习,但还没有放纵私欲到为所欲为的地步。与今天的刘志华、郑筱萸们相比,当年陈永贵住在钓鱼台如坐针毡的浑身土气,倒是今日官场的稀缺资源。
  梦回大寨
  1984年,中国粮食在连年增产后再获丰收,总产8100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赵紫阳总理向联合国粮农组织通报说:中国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但得苍生俱温饱”,是中国士大夫的千年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初衷。此时,百感交集的是李克林这样的农村记者。
  她从解放前夕开始农村报道,是多么希望她深爱的农民父老兄弟姐妹能过上好日子,却每每沉浸在失望中。她长期主持人民日报的“学大寨”报道,在艰苦卓绝改造乡土的大寨人身上,真诚地寄托了对中国农民的敬意和祝福。然而,对于“学大寨”宣传演变为没收自留地、叫停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感到了“太沉重太痛苦了”,却又不能不坐在那里发稿子,“真是无奈啊”(同事宋琤语)。李克林曾经悲叹:
  “七斗八斗,灭资兴无,这种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所谓‘大寨经验’,一段时间里竟能吹遍全国,吹得大地白茫茫一片……多么惨痛的教训!”
  李克林积极推动,人民日报频频发声,协助中央扳倒了大寨这座毛泽东时代的神牌,为农村包产到户保驾护航。但对于大寨的崛起与坠落,她内心的落寞和苦涩不足为外人道也。李老太对农民的深厚感情,远远超出了城里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例如晚年,她执意给长期在家里帮忙的安徽保姆发“退休工资”。正因为如此,李老太内心对于大寨是剪不断理还乱。
  在包产到户底定农村大好局面后,1985年李克林以古稀之年重返大寨,10月5日在人民日报写出通讯《今日大寨》。开篇就是:
  “金秋时节,我来到大寨。第一个印象是,这里山村静悄悄。虎头山默默无语,大柳树长丝低垂,几条牛在山坡慢悠悠地吃草,小雀在枝头鸣叫……往昔那‘红火’的景象,那无尽的人流,都已悄然逝去。那曾经踏上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的千千万万个脚印的大寨之路,如今已长满荒草,只留下窄窄的山道。夜晚,我住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偌大一层楼只我一人,静得令人发怵。清晨,我站在虎头山边,遥望蓝天白云,不禁思绪万千:大寨!你为什么这样寂寞?!”
  虎头山边的李克林思绪万千。作为记者的职责,就是清理这片昔日辉煌的精神废墟,从中捡拾出对后人有价值的柱石瓦片。
  过去李克林来大寨采访,不能随便跟社员谈话,社员们也是板着面孔什么也不说。这次,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走东家串西家,和大嫂大娘炕头谈心。她串了七八家窑洞,几位大娘谈起过去“早晨五点半,地里两顿饭,有时还加班干”的艰难岁月,感叹不已。她们说,现在是粮没少打,活也没少干。男的大都去干工副业、搞运输去了,干地里活主要靠妇女,一天也干出过去两天的活。但不同的是:
  “过去是伙的,现在是我的,这不是明摆的理儿?”
  从“伙的”到“我的”,从全国各地到大寨回归“明摆”着的人性常识,真是换了人间。
  摆脱了陈永贵的大寨,1980年由大队核算重新分成3个生产队,1981年分成6个作业组,1983年初实行了包干到户。大寨人捡回了曾被陈永贵痛斥的一句老话“要想富得快,庄稼搅买卖”。大寨人从狭小的“大寨田”里,走向了广阔的天地,经营项目包括采煤、运输、烧砖、石子、林果、畜牧、酱醋加工等。
  李克林发现,虽然大寨没有了参观朝拜的人山人海,但经济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生机勃勃,热气腾腾,与过去那种表面“红火”、内里僵冷的景况恰成鲜明的对比。大寨集体统一购买了一批“昆仑”电视机,以低价分发各户,对缺少劳力的困难户用各种办法给予扶助。现在家家有余粮,全村最困难的户也吃饱穿暖,还有电视看。
  李克林为大寨的旧曲新声感到欣慰,同时她也在细细体察老大寨不可磨灭的印迹。落实生产责任制后,大寨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了百万斤大关,李克林认为,这里有人的热情、天的帮助,也不能忽视“大寨田”的作用:
  “要不狼窝掌的高粱怎么长得那么壮实?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些历史的因素。”
  李克林想为她爱恨交加的大寨和昔阳人说几句公道话:
  现在人们一想到“堵路”“割尾巴”以及“七斗八斗”所造成的灾难,自然联想到昔阳和大寨。“风起于青萍之末”,好象这里就是“风源”,一听说是昔阳和大寨人,好像他们身上就带着一股“左”味儿。
  这是不公平的!岂不知,大寨、昔阳人在“左”风劲吹时,是首当其害。在那“七斗八斗”、杀气腾腾的年代,昔阳因批斗致死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付出过血的代价啊!
  李克林坐在老劳模贾进才家炕头叙谈往事的时候,带着歉意说到当时的报纸宣传。贾进才老伴宋立英连忙说:
  “也不怨你们,那时候不那样说行吗?当时什么经验都来大寨找,甚么风都挂上大寨牌子往外吹,其实大寨老百姓知道个甚?”
  李克林握着贾进才“树根一样的双手”,心情激荡。当年纪录片《大寨之路》就有一个贾进才挥锤开岩打石头的双手特写,解说词赞叹道:
  “那是一双战斗的手、创造的手,最有力量和最美的手!”
  李克林觉得,真正的大寨精神就凝结在老英雄这树根一样的双手上!这篇《今日大寨》差不多是全国性媒体中最后一篇大寨通讯,李克林在报道中诚挚寄语大寨年青一代——
  “正确认识老一代走过的历史道路,继承发扬这种精神!他们的欢乐,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欢乐;他们受过的苦难,正是我国众多农村苦难的缩影”。
  带着这样的理解和祝福,大寨从此消失在新闻界的视野中。李克林解放前人民日报的太行山老战友宋琤感慨:
  “写出了这篇通讯,多少年来郁结在老太太心头的大寨情结应该可以解开了。”
  郁结的情结同样可以稍稍舒展的,是“拥有树根一样的双手”的大寨人。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地理环境,只能在一片穷山恶水中讨生活;他们也无法选择自己的政治环境,难免被利用、被捉弄,穷乡僻壤中潜藏的恶被诱惑、激发和放大,对这个国家造成深深的伤害。大寨人的蹉跎,与全国几亿农民的苦难相比,要轻微得多,但毕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另一位曾经多次采访大寨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提起: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聊起1978年访问美国的见闻,笑着说:
  “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作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这就是大寨和昔阳的世界观、权力观。尽管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一直在宣传大寨人“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实际上,由于历史的局限,可怜陈永贵和战友们还是让几千年小农经济和封建政治的虎头山遮蔽了双眼。
  终于,这一切都随着国家的大变革戛然而止。他们的抱负和坚忍,他们的野心和狭隘,他们的朴实和粗鄙,都留在了历史深处。

38 还击战

  烈士仆倒在起跑线
  在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辉煌时刻,不能忘记曾经有22万中国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利益,从广西、云南突进越南境内,付出了不亚于朝鲜战场的惨烈牺牲,攻克越南重镇谅山、老街。通过这场“自卫还击战”,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以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墨,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
  中越一战,标志着中国用“武器的批判”,正式脱离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率先掀起了新一轮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而与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兵戎相见,成为一个历史契机,中国乘势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敞开国门,开始战略合作。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导致了西方国家对华封锁和新中国的闭关锁国;那么,改革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则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
  1979年二三月间的中越战争,完全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我们不能忘记,多少美好的身躯,多少纯净的青春,消逝在近30年财富涌流、物质繁华的前夜。改革30年,也是个人和家庭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演绎了多少商场暴发、仕途跃迁、学业精进的传奇;可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风华正茂,却仆倒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
  “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顿时,中国人民把揪心的目光投向南疆,多少军属家庭更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夜半惊魂、虔诚祈祷。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前线讯,关于战事只有短短一句话:“战斗在我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河口、金平地区展开。”对参战人数、主攻方向、战役进展、伤亡情况,均只字未提,远不如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横渡长江时毛泽东捉刀代笔的新华社电讯交待得清楚一些。“文革”后国内新闻观念比解放战争时期更加保守,战争新闻以防止泄密为最高准则。
  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我们无从知晓这些青涩男儿如何一个个剃了光头,照了相,给亲人留下遗言,在军旗下宣誓,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然后无限留恋地回望北方祖国的方向,心里喊着“再见吧妈妈”,便顶着越军疯狂的炮火,踏上了布满地雷、竹尖陷阱和异族仇恨的征程。
  据后来披露的史实,实际战况是: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9个军、22.5万人,早在1978年12月底就已屯兵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2月17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149师除外)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上将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上将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广西和云南对面,是越南的6个省11个县。中国军人面对的是历经几十年抗法、抗美战争,真正“武装到牙齿”的越南人,军队骁勇善战,老百姓也是全民皆兵,号称“第三大军事强国”。指挥过奠边府战役、大败法军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有一句名言:
  “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万,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为了革命与国家的统一,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也算不得什么。”
  同样是推崇集体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浸入骨髓的东方文化!西方媒体评述道:
  “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无法理解的,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血腥的。”
  越南军民如此好勇斗狠,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内乱,军队缺乏作战训练,参谋人员老化,作战装备捉襟见肘,连钢盔都无法做到人手一顶!越军士兵普遍装备苏制AK冲锋枪,而我军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军工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爆炸,这类情节在越战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曾经引起过观众极大的愤怒和无奈。因为废除了军衔制,一旦本作战单元首长牺牲,立刻群龙无首。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空军,因此陆军的厮杀更加血腥。“自卫还击战”的战场上,年轻的中国军人无所凭借,只能靠人海战术,拼勇敢,拼牺牲。
  1979年西方媒体广泛议论的一个现象,直到《人民日报》1984年发表昆明军区作家彭荆风的通讯《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认:在中越战争中,使用了人肉“排雷手”。当部队闯进雷区、进攻受阻时,彝族班长安忠文从容地吩咐战士说:
  “前边是雷场,不要靠近我!”然后纵身滚向那片雷区,压发雷、绊发雷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他右手被炸断了,仍然咬住牙往前滚;两眼炸瞎了,他还在用血肉模糊的身子向前滚……
  彭荆风说:像这样明知是死,为了胜利而又不畏死的勇士,在这次反击战中随处可见。
  西方记者猜测说,这些以身蹚雷的中国军人,可能是被迫服从上级命令。彭荆风在战场上发现,西方人道主义小白脸们,完全低估了东方国民的人格境界!在者阴山下的救护所,彭荆风遇见了刚抬下来的战士刘易富,他只身排除了二十多枚地雷,身中36块弹片!
  “医护人员为他换下那身满是泥浆和血污的衣裤时,发现他口袋里已身无分文,只有一张寄回家的16元汇款收据。人们明白了,这又是一位准备以身殉国的勇士!”
  据互联网上昆明军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材料,从2月17日开战至3月16日撤军完毕,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还要大得多!
  1979年一战后,又延续了十年的边境拉锯战,牺牲了无数中华好儿男。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中方一侧,至少有14个县市建有专门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烈士陵园。由西向东,依次是云南的金平、蒙自、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西畴、富宁,广西的那坡、靖西、龙州、凭祥、宁明、防城。建设最早(1979年2月)、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着十年中越战争中的937名烈士,邓小平亲自题词。
  博主那代大学生都记得19岁的傣族小战士岩龙,记得那个吹得一口优美竹笛但汉语说得不好的英俊小伙子。《人民日报》1979年4月9日发表过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和张立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他为祖国献青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只身潜入敌人侧后,歼敌20名,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在攻打朗多时中弹牺牲。
  在1979年,岩龙的名字,响亮程度相当于后来的赖宁、今天的周杰伦。博主记得,新华社原稿中提到,岩龙在西双版纳家乡已经交了女朋友,李耐因捧读烈士遗物,感慨那叠遗留的书信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丽姑娘的来信。在社会风气保守的七十年代末,人民日报编辑部可能担心有宣扬“早恋”之嫌,删掉了这个情节。无论如何,一条19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通讯写道:
  “刚刚拐过一个山嘴,一丛树林中射出一梭罪恶的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岩龙的胸膛。在他后面的班长看见他倒下来,又慢慢地抬起头,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不动了。”
  19岁,对于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年轻人来说,是什么概念呢?
  张朝阳19岁时在清华大学念物理。
  丁磊19岁时在电子科技大学念通讯技术,毕业后经过一番努力,分别创办搜狐、网易,成为中国新兴的IT界领军人物。
  马云19岁那年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数学只得了19分,只好开始打工,蹬三轮车送杂志;但在市场机会极其丰裕的改革年代,马云最终还是上了大学,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并购雅虎中国,大器晚成。
  岩龙这样的英雄,囿于家庭出身,即使死里逃生,即使数学成绩高于马云,恐怕也很难像丁磊那样得风气之先而成为北京电信前100个用户之一,难以在IT界弄潮;但岩龙或者别的什么英雄,如果天假以年,像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那样初中没毕业,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抓住机会发展壮大,最终闯进胡润财富榜也未可知。就算不能成名成家,也可以尽情消受改革开放年代的消费时尚和社会自由度。
  要知道,1979年的中国,连穿一件花格子衬衫也像今天的裸奔一样惊世骇俗,越战一代青年基本未婚,绝大多数没有恋爱经历,还没来得及品尝人生的甘美就匆匆而去。
  1979年,正是“我劝天公重抖索,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时代开端。
  中越开战前,高考恢复了两届,有1160万人走进考场,才俊起蒿莱;
  默许“知识青年”回城的“国务院六条”刚刚颁布,上千万被耽误的男女哭着喊着回到城市,在勉强争取到的一份卑微岗位上卧薪尝胆,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自学,若干年后将成为城市的栋梁;
  大批被整肃的干部子女随着父母冤案的平反,重新获得一份丰裕的发展资源,未来的日子可望纵横天下。
  在整整一代年轻的和不甘年华老去的人们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显身手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士兵听从政府和国家的召唤,昂首冲向了南疆边陲,明知此行很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烈士梁三喜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完的一句话,不是像传统革命电影所描写的那样申请入党,而是提示战友注意自己左胸口袋里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账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这个催人泪下的细节,绝不是李存葆闭门造车,当时的烈士普遍家境贫寒。
  《人民日报》发表的岩龙通讯中特意写出,岩龙的遗物里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破损处不少,都是小伙子自己缝补的,针脚是那么细密;裂缝的旧胶鞋补着补钉,看得出已经修理过不止一次了。《人民日报》后来还曾报道,岩龙家的竹楼破旧漏雨,直到烈士牺牲两年后才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拨款,当地驻军和民兵施工,修造了一座新竹楼。
  1979年对越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按照战士500元、干部800元,政府一次性给烈属发放抚恤金。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几辆凤凰牌自行车、几块手表,在农村也就勉强能买一头牛。那些默默无闻的烈士遗属,亲人骨肉一去不复返、家庭未来的顶梁柱坍塌得到的抚恤就是这么多了。
  活着的英雄,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留在部队很难被推荐考上军校,军队在战后停止了从优秀士兵中大规模选拔军官的做法,因此对越作战的英雄今天在部队的官阶普遍不算很高;回到地方,虽然不少人被照顾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但在步入中年后遭遇国企改革,缺少创业技能,凄然下岗。因伤残疾的,可能陷入绝对贫困,留下一个个不忍卒读的故事。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发表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以党报文字罕见的坦率,以悼念文章罕见的诚实,动情又含蓄地叩问1979、叩问历史:
  “不论他们生前有多么大的抱负,身后有多少遗憾,他们都从容地义无反顾地走了。身后的光荣,他们丝毫也不可能知道;生前战事的胜败,都得承担责任;不知死的光荣,却知生的伸屈。”
  “永远沉默在这里,多数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啊,他们过早地去了,留下在人们心头的,是惋惜、悲恸,留在史册上的,是写满天地的惊叹号。他们,有的在敌营杀进打出,如同神兵;有的多处负伤,腿折手断也不下火线,肠子打出来了,捂住肚子还甩手榴弹;有的与敌人拚刺格斗,滚下山涧,与敌同尽,在湿热的边境,找到的遗体已腐烂得抓拿不起来,只有我们知道他的那颗头颅,那颗心……。
  “他们,并没有全葬在这里,但这是他们共同的碑;安息于此的,并不是每位都授予了英雄称号,但他们每一位都是这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英雄。他们恋生,有的甚至有过死的恐惧,可是在需要献出生命时,在分秒之间,在一步之差时,没有犹豫,没有豪言,可能有遗憾,却不会有悔恨,知任重而心事重重,尽本分而坦荡无羁。神圣、纯净得如同一位初生的婴儿那样地去了。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成了麻栗坡人,是麻栗坡永久的居民。”
  改革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不同的只是受益的多寡;但我们不能忘了,有一个群体属于绝对受损!他们就是中越战争的烈士和大部分英雄,特别是伤残退役的英雄,以及他们的亲属特别是遗属!在执政党宣示“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想起他们!
  当每年纪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别忘了离我们这代人最近的一场战争!是这场“自卫还击战”,为近三十多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华厦埋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如果说当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曾被称为“最可爱的人”,那么毋庸置疑,这些1979的战士们就是我们这一代“最可爱的人”!

  英雄遗弃在岁月深处
  战后有部小说《凯旋在子夜》,结尾处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童川对恋人江曼说:
  “现在我是英雄,走在那里都是鲜花和掌声,是赞美和歌颂。可是若干年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还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
  “小说家言”很快一语成谶。
  越战幸存将士从1990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武元甲作为北京亚运会“特邀贵宾”来到了北京!人民日报记者刘水明、温宪的现场写真《武元甲在亚运村》,让多少越战老军人百感交集:
  “亚运村‘村公所’门前广场四周忽然聚集了许多人,不一会儿,几辆疾驶而入的黑色小轿车在广场边停了下来。当车内走出一位个头不高、身着一套笔挺白色戎装的军人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越南的武元甲大将。”
  武元甲在中国首都的亮相,深深刺痛了老军人的心。新浪博客“牛刀的BLOG”回忆,武元甲访华那天,他正与一位将军共进晚餐,看到电视新闻,将军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怒声说:
  “我前方将士尸骨未寒,政治家已经握手言和了,这仗还有什么打的?!”
  然而,不论1979的英烈们能不能理解,握手言和是国际政治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据《人民日报》报道,谷牧副总理握着武元甲的手说:
  “你是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十多年来到北京的第一位越南领导人。我们愿意看到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实现正常化,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与中国渊源极深的越共元老武元甲,对于有生之年重返北京倍感高兴,他说:
  “越南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巨大支持,对此越南人民将永志不忘。两国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乌云,相信它会散去。越南的党和人民希望能够尽快地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政治家们的外交辞令,反映出国家之间不可抗拒的和平发展潮流。据后人披露的史料,中越和解从1989年就秘密进行了。越共新任总书记阮文灵托老挝领导人转达对邓小平的问候,表示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主帅邓小平,也请老挝领导人转达自己对阮文灵的问候,但要求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1990年亚运会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成都秘密会见了越南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以及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武元甲公开访问北京一年后,越共中央下一任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中越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越边界开始大规模排雷,恢复边境贸易。这对中越两国都是幸事,然而,对于这些出生入死的老战士来说,枪声炮声可以停歇,但1979是一段铭心刻骨、震撼灵魂的记忆,是不曾干涸、永远猩红的一汪鲜血。这鲜血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在燃烧,那股灼热、那种蒸腾将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
  更大的尴尬在于,正如小说《凯旋在子夜》里越战英雄童川的预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处于外交等方面的考虑,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在官方媒体上很少被提起,再也没有任何公开纪念的官方仪式,更不要说继续1979和80年代前期的表彰颂扬。加上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物欲横流,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他们当年为国分忧的英勇和为国捐躯的壮烈?!
  早在80年代,《人民日报》就刊登过徐茂生的文章,批评一个看似旅游团的摩登男女清明前夕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的碑林中追逐嬉闹,争相留影,大声喧哗,还不时扔出小鞭炮。作者借人民日报一角呼吁:
  “来烈士墓的人们,请你声音小一点,脚步轻一点,举止稳重一点,莫吵醒熟睡的烈士,让他们的英灵静静地安息吧……”
  人民日报还曾刊发山东安丘县驻军的来信,反映安丘县汽车站拒载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16名退伍战士(其中残疾军人7人)。司机嫌退伍战士行李太多,部队另派一辆解放牌卡车运送行李,只求客车载这16名退伍兵,司机还是不允。《人民日报》为如此粗暴地对待越战英雄而愤怒。
  这两件不愉快的事情,都发生在1987年,离那场血流成河的“自卫还击战”刚刚8年!如今31年过去,现在的年轻人除了那首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对于慷慨赴死的岩龙、梁三喜们,还知道些什么呢?估计大多数人连他们的英名都没听说过,虽然他们肯定熟悉周杰伦,多半知道张朝阳、丁磊、马云和黄光裕。
  西祠胡同和百度贴吧里,有一个《我想哭 确(却)没有泪》的帖子,说的是1979年一对兄弟同时去了越南战场,老大是侦察兵,老二是步兵。6月份父母收到民政部门来信,告知老大在越南牺牲,老二失踪。老大被评为烈士,老二因为没有找到,算不算烈士还要等待。官员放下500元抚恤金就走了。从此以后,老两口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民政部门的28元抚恤金——因为只有一位烈士。
  1985年春天母亲病重,因为没钱交医药费耽误了治疗的最好时机,去世了。临走的时候,她还在喊着失踪的老二名字!
  2000年8月的一天晚上,父亲在自行车修理铺拾掇完最后一辆自行车后,永远地睡着了。老人的枕头底下压着一个信封,里面是刚刚领到的28元抚恤金。
  人们收拾遗物的时候,在一个木箱里发现了257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有28元儿子的命钱。加上老人枕头底下的那个,一共258个!有的钱现在已经不再流通了,可它们被放得整整齐齐,合计人民币7224元!这对老夫妻至死也没有动过这笔钱!
  记者来了,报社的、电视台的,还有的是说不上是哪里的人。然而,记者走后,他们的报纸、电视台最终都未作报道。这个帖子的细节还有待考证,但所有体制内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对于越战英雄的身后事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则是令人汗颜的事实。
  只有一些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战士和少数军事迷在互联网上开设“燃烧的血”、“老山兰”等网站和BBS,顽强地提醒人们别忘了当年的金戈铁马、慷慨悲歌。特别是在1979年开战后发表社论《奋起还击,保卫边疆》的《人民日报》,对战后英烈关怀的缺位和失语,是中国第一大报的严重失职!
  好在还有一些零星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偶尔露面,从侧面告诉读者,当年的英雄和亲属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市场经济的阴影中挣扎和喘息。
  2001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交警与特困生》,写的是安徽六安市独山镇长生桥村小伙子杨志伦考上省级重点中学,却付不起每学期五六百元的学杂费,勉强读到第二学期,被迫选择退学。他的父亲在1979年对越战争中负伤致残,拖着残躯在一家建筑工地烧饭,母亲在黄土地里刨食,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家里的油盐柴米都快不够了,到哪儿弄钱供小杨读书呢?
  六安市交警一大队的叔叔、阿姨们闻讯,受到“强烈的震撼”,决定由车管所民警与杨志伦签订助学协议,提供小杨在高中的学杂费,直到考取大学。小杨高考被安徽大学录取后,民警们兴高采烈地开着车,沿着崎岖山路驶到杨家,送来助孩子入学的捐款,整个山村沸腾了!
  这篇《交警与特困生》,与其说是一篇交警助人为乐的表扬稿,不如说是一篇越战老兵余生的凄凉写照。
  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亲属接获部队讣告却迟迟没有现身,原来梁三喜70岁的老母亲和妻子为了节省车票钱,抱着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从160华里以外的火车站翻山越岭徒步走过来。路上走了4天,吃的是随身带的地瓜干煎饼!
  不幸的是,“小说家言”再次一语成谶。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提到麻栗坡的一首诗,应该源自八九十年代之交麻栗坡的真实见闻。诗人周宝莹纪实性诗歌《相会》,说起烈士母亲好几年想来扫墓却没有盘缠——
  “那些人当年为你披红戴花后,在家门贴一幅‘光荣人家’红纸,前年又换成‘烈士之家’金匾,却不肯给予一块或一毛乃至半个硬币的情感和良心……”
  《人民日报》在1990年大声呵斥:
  “……背叛!背叛!除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黑了心的总是极少数,诗人的诗行却是警钟:忘记他们就是背叛!”
  《人民日报》上表达的担忧与呵斥,又过了十几年依然无人闻问。据媒体报道,麻粟坡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介绍说,有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从来没有来祭扫过,原因大多数是没有路费,有些家属来了却没有了回去的路费。
  从2004年起,一段《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的视频帖在军旅同心网站、天涯社区等网络论坛转帖流传。35207部队58分队汉族烈士赵占英1984年在中越边境的后续冲突中死于越军炮火,大腿及屁股全部炸掉,年仅19岁;在网友“老山之眸”拍摄的这段录像中,烈士母亲在儿子牺牲整整20年后,2004年4月在侄子侄媳陪同下,从云南昆明附近的嵩明县终于来到麻栗坡祭奠。
  嵩明县和麻栗坡都在云南省内,相距不算太远,但这位母亲竟然等了整整20年!靠了当地政府近年来专门拨付给烈士家属的一笔祭奠费用,才得以到边境为儿子上香!发帖人无限酸楚地写道:
  “比起那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赵占英的母亲算是‘幸运’的,但这20年后的‘幸运’里包含着的是怎么样的辛酸?作为军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那怕是战死沙场,我觉得那是军人的本份和义务,但作为国家,政府照顾烈士的亲属也是它义不容辞的义务。那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我想肯定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要不然我怎么也无法想像,养了十八年的儿子静静地躺在烈士陵园里几十年而不去看他一眼,如果烈士泉下有知,不知他又该做何想?”
  《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被网友制作成歌曲MV,竟然多达十几个版本,泪湿互联网!有网友转帖时忍不住质问:
  《母亲无路费去看长眠地下的儿子,尴尬了谁?》
  另有网友发帖说,赵占英一个幸存的战友从网上知道这个消息后,千辛万苦找到烈士家乡,站在这位老母亲家门口惊呆了:她家里除了一口破锅、一个土炕、一堆棉花套子,别无长物。如果英雄在世,只要他有一份普通的生存能力、普通的孝心,老母亲的晚年也不至于如此艰难困苦。
这是佚名网友为赵占英母子写的一首诗:

  “妈妈,20年,
  我知道你好难,好难,
  我不怪你,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妈妈,你空手来的,
  没有任何祭品,
  我不怪你,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妈妈,我明白,
  你还没有吃饭,
  可惜我不能为你尽孝,
  只能望着你无言。
  妈妈,
  你的哭声是那样辛酸,
  我明白你嫌自己来得太晚,
  妈妈,
  你在我头上的拍打是那样的无奈,
  我明白你在追问为什么要20年?
  妈妈,
  为了千万个另外的妈妈,
  我和你都作出了无悔的奉献。
  妈妈,
  在你的身后,
  是飞速发展的喧闹,
  是灯红酒绿的金宵,
  是耸入云端的豪华,
  但是,
  你感受到了什么,妈妈?
  我不求再有什么额外的照料,
  一声‘烈士’已经足够,
  我只求下个清明,
  我的妈妈,
  能够再来抚摸我的墓碑,
  因为我的妈妈,
  没有剩下多少20年!”

  与这些热血青年当年的慷慨献身相比,早已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到2008年热议该不该“抄底华尔街”的中国社会,奢侈品消费超过美国、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社会,近30年来,在“飞速发展的喧闹”、“灯红酒绿的金宵”和“耸入云端的豪华”中,对这场尸横遍野的南疆血战是不是过于冷漠,对这些民族英雄们的报答是不是严重不成比例?

  39  柬埔寨

  历史错位在印度支那
  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后,欧洲人普遍认为亚洲只有两个国家,即中国和印度。他们把中国和印度的结合部,即中南半岛,称为印度支那,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国家。就是世界地图上这3个不起眼的小国,先后把3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卷入腥风血雨,吃尽了苦头。
  先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派遣远征军接管越南,遭遇以胡志明为首的北越共产党政府的强烈抵抗。1954年奠边府战役,北越军队大胜法军,一纸《日内瓦协议》宣告法国殖民势力狼狈撤出印度支那三国。在东方的越南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的相继溃败,就是法兰西帝国的梦醒时分。法国电影《情证今生》、梁家辉主演的《情人》等,都是从法国女人的视角,描写法兰西在印度支那曾经的浪漫缠绵和那把握不住的逝水流年,极度的自恋自怜。
  接着登场的是美国。这个借助两次世界大战暴发的超级大国,自命为自由主义卫士,而把越南视为在东南亚对付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美国从1955年起分别在南越、老挝扶植亲美政权,1961年对南越发动“特种战争”,1964年以北部湾事件为契机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出兵南越,1970年在柬埔寨策动推翻亲近中国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在东南亚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美军在越南投下近800万吨炸弹,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总投弹量;使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几乎所有新式杀人武器,越南热带雨林成为野蛮的现代屠宰场。越南有多达160万至300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整个印度支那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
美国也为此付出代价。到1973年撤军前,5.6万美国人丧生、30万人负伤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更要命的是,这场美国在海外延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给美国军人、家庭和社会留下了噩梦般的精神创伤。爱国主义与和平反战,维护自由与滥用武力,撕裂了整整一代美国青年的价值观。好莱坞越战题材的电影,大多是反战电影,如《猎鹿人》、《野战排》、《现代启示录》、《生于7月4日》、《阿甘正传》等,对越战持尖锐批判态度。近年来美军驻守伊拉克在国内引起的反对声浪表明,美国人要想回到全民拥戴的“爱国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越南的北方,雄踞着另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对于越南独立运动和共产党革命来说,几十年来,中国始终是温暖人心的大后方。越南革命的发起人“胡伯伯”每次在越南境内待不下去的时候,总是躲到中国避难。胡志明和武元甲不仅与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交情深厚,甚至曾经受到中国国民党人的庇护。二次大战后法国远征军在西贡登陆,在北纬16度线被入越受降的蒋介石国军封锁了北上的道路,使北越胡志明政权有了喘息之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北越政府达成协议,中国人从云南边境源源不断地给越南人运去高射炮、轻武器、弹药、粮食等。新中国还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工程和防空部队三十多万人。越南人引以自豪的奠边府战役,就有中国上将韦国清率中国军事顾问团驻扎在前线。中国对越南兄长般的仁爱,从一个细节可见一斑:周恩来总理考虑到越南运输战争物资主要靠妇女头顶肩扛,特意关照援越物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30千克。胡志明生前赋诗“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决不是句客套话。
  中越之间的裂痕,源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反美又反苏、几乎要领着中国独自对抗全世界的中共“九大”后,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思虑,即安排陈毅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战略,做出了与美国实现和解的大胆部署。邓小平主导中国政局后,进一步做出了联美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为此中国逐步放弃了鼓励越美战争升级的激进路线,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越南的战争援助。已经对中国养成依赖惯性的越南领导人却抱怨被中国出卖,着手调整外交格局,从亲华转为亲苏和反华。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全国统一后,急于扩张在老挝、柬埔寨的势力,表现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而把与柬埔寨有很  深渊源的中国视为地区扩张的障碍。1978年11月,越南与前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将南越的金兰湾交付前苏联作为海军基地使用,构成对中国南部安全的严重威胁。前苏联已经陈兵百万于中国北部边境,获得金兰湾后,将使中国陷入前苏联的南北夹击。不拆散越苏军事同盟,中国南部永无宁日!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后,统一的越南与前苏联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后的所作所为一样,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善于商贾的越南华侨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比前苏联和中国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国有化改造走得更远,越南党和政府所要的,不仅是华侨的法人资产,还包括华侨的全部生活资产,干脆让他们净身出门,掀起了令全世界震惊的难民潮。这是越南共产党人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民族主义的一种狭隘和无情。
  据人民日报1979年揭露:“被驱赶的华侨,长期劳动所得的财物,大多被无理没收,随身携带的小量生活用品,也在出境前沿途被搜劫掠夺,致使大部分华侨进入中国国境时,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不少老人小孩饥病交加,景况十分凄惨。”香港艺人夏梦1982年监制了一部描写越南排华潮的电影《投奔怒海》,以“全国政协委员”之尊,却未能在大陆获准公映,其中的忌讳就在于影片触及了共产党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苦难。从传统社会主义教义来看,越南的做法并不离谱,只是他们把事情做得特别绝情而已。
  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越两国按照各自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逻辑行事,国家利益之间的冲撞,到1979年已是在所难免。但是,让中国人民耿耿于怀的是,1979年的越南不是一般的敌国。中国对越援助到1978年7月停止前,几十年间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而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为了越南的独立和革命事业,中国人民可谓节衣缩食、倾囊而出、相濡以沫,举全国之力,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物质支持。中国援越军人和顾问伤亡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遗骸就地安葬,长眠在越南的国土上。所以,当1979年人民日报披露,越南夺走中国子弟兵生命的工事大都由中国援越物资构筑而成,在全国读者中点燃的民族愤怒可想而知!
  大恩成仇。新中国曾经不惜血本援助过的两个邻国---朝鲜和越南,后来都曾与中国反目。新中国成立之初,金日成孤注一掷打过  “三八线”,以既成事实胁迫中国参战,让中国军队在朝鲜国土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导致新中国被西方势力包围,牺牲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幸福,而且背上了朝鲜战争致使韩国军民伤亡失踪百万人的沉重道义包袱。“抗美援朝”一战,本是小国挟持大国的典型案例。
  北朝鲜凭借中国的支持苟延残喘,但中国不曾觊觎它的一寸土地,最终还是一次次饱尝了“唇齿相依”的苦涩。战争结束后,牺牲了17万将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前脚刚撤回国内,金日成后脚就在北朝鲜清洗亲华势力;1967年又大举毁坏志愿军烈士坟墓和纪念碑;1993年临时变卦以一票之差使中国首次申办奥运会功败垂成;近年来的“六方会谈”中,金正日朝秦暮楚用发展核武器来讹诈全世界,三番五次令“六方会谈”的东道主中国难堪。2010年3月,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很可能是受到朝鲜发射的鱼雷攻击而沉没,致使四十多名水兵葬身海底,更把中国逼到了死角,温家宝总理表示:一旦朝韩发生冲突,“中国也难于幸免”。
  然而,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出于对中朝“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爱护,对北朝鲜在中、美、苏之间见风使舵、敲诈勒索的卑劣行径,基本上没做过公开报道,中国老百姓对此知之不深。中朝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至今还飘拂在人民日报等体制内媒体的报道中。前几年《北京青年报》一次国际观调查,中国年轻人最有好感的国家依然是朝鲜!
  中国一次次原谅了朝鲜,却在1979年选择性地教训了越南。当普通中国人从1978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言人就越南驱赶华侨回国问题发表谈话》,都大吃了一惊!中国和越南,以及同期中国与阿尔巴利亚的外交关系破裂,让一代中国人曾经献出子弟兵和物质财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此黯然失色,乃至血腥落幕。
  在1979年自卫还击战打响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述评《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报道越南人在边境线“中越友谊大桥”架设路障、筑起地堡,被驱赶回国的华侨已有7万人,毛泽东时代神圣的国际主义道德境界,立即转化为邓小平时代同样神圣的民族主义情感本能。拿起枪杆,打进越南,惩罚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保卫国家安全和中国人的尊严,迅速凝聚为一种强烈的民族共识。
  人民日报老编辑在1979年间多少有点尴尬。因为此前30年,他们经手编发的亲越反美的宣传报道和诗歌散文绘画连篇累牍,对越南军民崇敬有加。对于越南的奠边府大捷、胡志明小道,还有南越游击队员的《南方来信》,中国读者早已通过人民日报耳熟能详。正如195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朱子奇诗句:

  “啊,越南!我在海这边呼唤你,
  我的好兄弟!
  你被侵害的国土就像是我自己的故乡呀,
  你受难的人民就像是我自己的同胞呀。
  我时时希望你打胜仗,多打一次歼灭战吧!
  我时时默祝你丰收,多收一枝稻穗也好啊。

  我要跨海奔去!紧握你刚刺倒敌人的热手,
  我要跨海奔去!拥抱你那充满活力的胸膛。”

  中国人终究没有跨海奔去,但在1979年派遣自己的优秀子弟跨过了“中越友谊大桥”,对昔日的越南“好兄弟”们“紧握”刀枪,“拥抱”死亡,拼了个你死我活、玉石俱焚。
  客观地看,越南军民与中国人一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勇于献身,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更是举世罕见。例如著名的“胡志明小道”,作为北越胡志明部队支援南方游击队作战的秘密通道,美军曾经绞尽脑汁进行绞杀,动用了强大的航空兵狂轰滥炸,投放了大量先进的传感器进行追杀,最终还是失败了。美军甚至一直没有搞清楚“胡志明小道”到底有多少条路。据西方军事历史学家普拉多斯分析,“胡志明小道”应该有5条主路、29条支路,还有一些捷径和“旁门左道”,总长近2万公里,先后向南方输送了100万名游击队员!
  1979年春天,中越狭路相逢,中国军队连克越南谅山等重镇,虎虎生威,威逼河内。谅山以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乱,若中原王朝大军攻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年轻的中国军人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但从越南方面看,军民不分、妇孺皆兵,同仇敌忾、顽强抵抗(“自卫还击战”早期中国军人就因为善意看待越南平民而吃了大亏!),可能也是另一种壮怀激烈,甚至可歌可泣。
  借用共产党人殷夫1929年写给国民党高官哥哥的诗句,用来概括50年后中越两国曾经相互敬重的年轻人在战场上的相遇,也许荒唐,荒唐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民族(原诗为阶级)交了战火。”

  真是造化弄人!1979年的硝烟,历史学家称为继越法战争和越美战争之后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是两个东方伟大民族的悲剧!在多灾多难的印度支那,中越战争又一次重创了越南的经济民生,越南的举国战争体制让平民在这场战争中牺牲巨大,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两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精神创伤,对此我们感到深深的悲痛。
  近来,博主从网上发现一份《越南自助游攻略》,上面有两段问答引起了我的注意:
  “越南人对中国人友好吗?
  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这是当年同志加兄弟的写照,如今两国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商品经济唱主角。越南人现在对中国游客大多很友好。但中国游客去到越南,应避免谈及有关中越战争的话题。”
  “边境是否还有地雷?
  中越两国交恶时,两国装过近几百万颗地雷,边境地区还有地雷是无可置疑的,但游客常去的东兴、凭祥地区早已排完地雷。这一点不用担心。”
  当武元甲大将所言中越天边的“一些乌云”散去,回望1979,站在中国立场看,我们依然可以坚定地为这场“自卫还击战”的民族正义性辩护!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责任,首先在于越南,在于黎笋、阮基石那一代越南领导集团的鼠目寸光,以越南人民的福祉为赌注走上了反华亲苏路线,更在于那个领导集团以小国挟持大国、受惠国反噬施恩国的狂妄野心和不自量力。
  1979年时国际“冷战”还没有结束,这一年前一个星期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一年最后几天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实际上国际社会到今天也尚未建立有效的国际冲突和解仲裁机制,战争在那个年代更容易成为优先考虑的解决方案。1979年的硝烟中,战士沙场的大无畏,与时代的大无奈,是划过那个时代的一曲凄凉苍劲的悲歌。
毁誉胶着在柬埔寨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开战第二天,人民日报2月18日社论《奋起还击  保卫边疆》谈到战争的动因,除了重复新华社受权发布的“自卫还击”,还增加了一条理由:越南当局为了实现建立“印支联邦”、称霸东南亚的野心,明目张胆地侵略柬埔寨。
此前半个多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公开表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世界舆论也普遍地把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视为对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的牵制和教训,不少国家提出了双撤军的方案,对此中国显然乐观其成。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扩张势力范围,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符合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利益诉求。然而,历史的复杂性不在于中国带头谴责越南“侵略”,而在于那个得到中国、泰国还有美国声援,尤其是构成中国出兵越南一条重要理由的“被侵略”的柬埔寨。
  以吴哥窟古迹著名的柬埔寨,一个比越南更小的佛教国家,与新中国的瓜葛一点不比越南浅。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人民日报几十年间报道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享有“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极高知名度。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里,风度翩翩、笑容谦和的西哈努克,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资产阶级的一派高贵雅致,就像今天的演艺明星一样备受追捧。
  1970年3月,柬埔寨首相朗诺在美国人支持下发动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国王。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西哈努克闻讯,在飞来北京的航班上失声痛哭。没想到,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总理动员四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到机场隆重迎候,周总理握住亲王的手诚恳地说:“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
  那一刻,西哈努克感动得热泪盈眶。此后,西哈努克流亡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中国人为他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提供了元首府、首相府和政府大楼等物质援助和资金支持。中国政府拨出北京市中心的东交民巷15号,让西哈努克安家落户,深宅大院里设有办公室、会客厅、餐厅、游泳馆、羽毛球场和多功能厅,配有警卫、秘书班子、高级厨师、花匠和车队。1972年2月至4月,在中国的悉心安排下,西哈努克从北京出发,穿越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秘密访问了柬埔寨解放区,在那里主持了流亡政府会议。
  西哈努克亲自谱写的歌曲唱道:

  “呵,可爱的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
  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

  1975年,西哈努克回国前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辞行。见到病重憔悴的周恩来,西哈努克夫妇意识到这可能是与周恩来的最后一面了。回到寓所,莫尼克公主等不及中国陪同人员离开,已是泪流满颊。
  在越军进入柬埔寨后,西哈努克再度流亡国外,还是选择了中国。1979年1月,在邓小平主持的欢迎宴会上,亲王动情地表示:“中国是与我同甘共苦的伟大朋友。如果我必须接受某国政府的供养,这个政府最好是中国。”中国与这位多才多艺又命运多舛的柬埔寨国王的交往,不离不弃,善始善终,如果中柬关系仅限于此,无疑是国际交往史上一篇光明澄澈的千古绝唱。然而,让中国人尴尬的是,我们还同时“供养”了另一个柬埔寨人,他就是被国际社会称为二次大战以来最恐怖的统治者波尔布特。
  在柬埔寨和中国,波尔布特的知名度都不高。作为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在国内把自己搞得神神秘秘。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占领首都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西方称为“红色高棉”)后,大多数柬埔寨人根本不了解谁是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在中国,波尔布特的亮相是在1977年9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浓墨重彩接待的第一场国宾。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波尔布特抵达北京访问的消息。对毛泽东萧规曹随的华国锋,为波尔布特安排了只有金日成和前苏联领导人享用过的奢华入城式:
  “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
  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女青年跑上前来向波尔布特献花,青少年跳起了富有中柬两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一簇簇彩色气球腾空而起。人民日报写道:“车队驶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呼声。波尔布特同志在敞篷汽车上亲切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在人民日报的大幅照片上,曾在巴黎留学的波尔布特面容慈祥,温和有礼。广场上的欢迎人群和人民日报的全国读者都不知道,他们盛情欢迎的波尔布特和他的政权在国际上其实相当孤立。不过,经过多年政治运动历练的中国人,对柬埔寨战友在革命成功后可能采取的政策也不会陌生,只是没有想到波尔布特青出于蓝,能做到连毛泽东和斯大林也自愧不如。10月2日,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波尔布特公开解释了一条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治国之道:“我们成功地保卫了革命果实,保卫了人民的革命政权,保卫了民主柬埔寨。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居民从城市撤到农村。”波尔布特解释说,清空城市,是在1975年攻克金边之前就决定了的;而在更早些时候,1973年柬埔寨共产党就开始建立“合作社”,把国民分散到各个合作社里兴修农田水利。
  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即以躲避美军轰炸为名组织大迁移,将大约200万人赶出城市。波尔布特认为这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是“新人”,需要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农村中接受“旧人”的改造。几天之内,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倒毙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幸存者到达农村合作社,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居住的条件十分简陋,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无法遮风避雨,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医药不足。一切都是原始的体力劳动,不准发明和使用技术工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全部交公。
  据一些后来与波尔布特决裂的柬共干部回忆,在占领金边后不久,召开过一个柬共高级干部会议,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共产党掌权后的基本国策: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有的出席者回忆说,当时的决策还包括废除学校和医院。
  让柬埔寨共产党人自豪的是:“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因为中国人还在用钱,私人可以养点家禽,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是各个家庭分灶吃饭。如果垂垂老矣的毛泽东在北京得知他一心要限制的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在柬埔寨荡然无存,想必会一声叹息:后生可畏啊!柬埔寨全国没有钞票和商店、庙宇、学校,没有电话与邮政,连夫妻也不能一起生活,每周必须由组织做出安排才被允许同居。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人类文明在柬埔寨一夜之间退回到蛮荒时代。
  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那些不同于柬共,乃至在党内不同于他本人思想的人们,对这些细菌必须随时进行“甄别”和消灭。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这种把人看作细菌的心态绝对符合国际法庭的“反人类罪”。一场大清洗呼啸而来。清洗对象包括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对新政策有所不满的人;地主富农,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会说外语也是死罪。越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越有可能受到猜忌,东部大区就以亲越嫌疑一次处决了近十万干部和将士。在大清洗中,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后来挖掘出来的许多头盖骨上,都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
  这个总人口只有七八百万的国家,在波尔布特执政3年多时间里,可能多达两三百万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其中约100万人是被残忍的杀害!柬埔寨红色高棉当政,与前苏联的斯大林肃反、德国纳粹的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称为20世纪四大人道主义灾难。
  据旅美学者程映虹研究:“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波尔布特用恐怖手段,在柬埔寨抹掉了革命之前存在的四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除了肉体被消灭者以外,全民都变成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波尔布特头脑中这些可怕的想法从何而来?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来中国访问,一直逗留到1966年2月,亲身感受了“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肃杀气氛。陈伯达、张春桥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文革”期间,1970年毛泽东在一次未做公开报道的接见中,告诫波尔布特:“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波尔布特收下礼物后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正如波尔布特1977年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承认:“在我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创造性的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产儿,特别是那个“文革”中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文革”后又被中共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思想。而柬共垮台后的柬埔寨总理洪森在访问平壤后得出补充结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于北朝鲜。
  在1979年前后的人民日报上,柬埔寨的报道不算少,但丝毫看不到上百万人辗转沟壑的悲惨和身首异处的恐怖,字里行间全都是一片“合作社”大干社会主义的热火朝天景象。人民日报的消息来源,一个是随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柬访问记者走马观花的见闻,另一个是“民主柬埔寨电台”。这个电台存在的时间比红色高棉政权的寿命更长,很可能一直在中国境内播出。
  1977年访柬的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发现:“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广阔无垠的稻海中挥镰收割,在水利建设工地上挖渠修坝,不时传出雄壮浑厚的歌声和爽朗悦耳的笑声。柬埔寨的农村充满了蓬蓬勃勃的生机!我们站在坡市高处眺望,只见社员们一行行、一列列地在田里劳动,水稻长势喜人,水渠四通八达,新屋齐整,大地锦绣。”是什么遮住了这批资历不浅的中国记者双眼?是采访不深入,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教义压倒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波尔布特消灭城市、合作社运动和政治大清洗中,约二十万华侨在迁徙途中和合作社里悲惨地死去,或者被柬共杀害。其残忍的程度,远远超过越南迫害华侨!可是华侨的父母之邦有选择地保持了沉默,人民日报至今未作任何报道!中国政府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前,曾经派船前往越南接运受迫害的华侨回国;但对于柬埔寨华侨更加凄惨的命运,是知之不多,还是视而不见?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在金边失守后倒是追随波尔布特到丛林,差点丧命,以此显示对中柬两党国际义务的忠诚,但对于华裔骨肉被虐杀,是否存在严重失察和不作为?据说当时连孙大使也不能随便离开金边,也许不能苛责大使的个人责任。在波尔布特执政期间,中国可能是唯一向金边派驻大使的国家,我们为这个政权背书,却无法保护自己的血脉!可恼复可悲!
  其实,中国政府领导人并不是对柬埔寨的倒行逆施浑然不觉。197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柬埔寨,一边高呼“杰优!杰优!”(柬埔寨语“万岁!万岁!”),一边以周恩来遗孀的身份,执意要求在金边国宾馆的楼上亲眼看到西哈努克从楼下经过,以证实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活着!西哈努克一家1975年应柬共邀请回国后即遭软禁,没能获准来北京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为毛泽东逝世发出一封唁电。西哈努克的孩子也被下放劳动,有5人死亡或失踪。
  红色高棉的一些军官和共产党干部,像洪森和韩桑林,在痛苦的抉择中,倒戈投奔越南,效仿中国春秋时期的“申包胥哭秦廷”,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978年12月25日圣诞节,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势如破竹,只用两周时间就打下金边。人心丧尽的红色高棉兵败如山倒,一路狂奔逃往柬泰边境丛林。随越军杀回金边的洪森,波尔布特之后最有实力的柬埔寨政治家,至今提起这段历史还有一种“耻辱的隐痛”。但每当有人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他坚持认为:“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另一位倒戈投越的韩桑林,1979年在金边被越南人扶持出任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中越战争期间曾经备尝人民日报的辱骂,目前是柬埔寨国会主席。前几年韩桑林曾访问中国,友好会见了当时的副总理钱其琛。
  这个被洪森誉为“解放”的军事行动,不管越南领导人是否趁机存了一份称霸扩张的野心,那些普通的越南将士帮助邻国驱逐桀纣,吊民伐罪,奋战牺牲,是不是另一种国际纵队(西班牙内战)、白求恩(中国抗日战争)式的国际主义情怀?
  斗转星移,今天柬埔寨合法政府已经推翻了当年越南“侵略”的定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当年的中越战争如果存在援柬抗越、“围魏救赵”的考虑,那是一个巨大的尴尬。我们还是称之为对越“自卫还击战”吧,毕竟中国人照顾好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管1979年的人民日报开战社论怎么写,1979年的中国士兵兄弟普遍还没有这么恢弘的国际观,他们就像19岁的傣族小伙子岩龙一样,对自己的祖国被欺负怀揣一份朴素的愤怒,对军人的职责认定一个朴素的道德:“欺负人,真坏,狠狠地揍它!”“只要祖国需要,我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年美国人为了国际自由主义阵营的战略利益,在南越扶植扶持过一个专制贪腐又颟顸无能的吴庭艳政权。但在南越佛教得道高僧当街自焚抗议后,有所警觉,随即指使代理人干掉了吴庭艳。但这个比吴庭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波尔布特,我们用“文化大革命”的狼奶哺育出来的混世魔王,让中国人背负了太久的精神十字架!
  199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成元生曼谷电,称据泰国电视台报道,波尔布特已于4月15日深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关于波尔布特的身份,人民日报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没有提及他在当政期间导致百万级柬埔寨人的非正常死亡。波尔布特的死,让中国人长出了口气。早在此前十年,1988年还是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华盛顿邮报》关于“中国同意波尔布特到中国来避难”的报道是“极不严肃的,毫无根据的”。李肇星这番话,表明中国是多么急于撇清与波尔布特的干系,尽管11年前北京街头曾经排出十万人的阵仗欢迎过他。波尔布特除了老死丛林,已经无处栖身。
  1999年1月19日记者成元生再次在人民日报发表述评《乔森潘农谢投诚之后》,称随着波尔布特最后几名残存同事的投诚,红色高棉“已走向其历史的终点”。对于国际社会要求公开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篇述评引用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的话说:不反对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希望公正地对待历史。这也是中国人急于摆脱一段历史尴尬的内心写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的问题是柬埔寨内政,中国反对将柬共领袖交由国际法庭审判。柬埔寨人权联盟主席凯克•加拉布吕女士感慨:“审判红色高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愿望。”因为红色高棉残余领导人手中的最后一张牌是:很多国家、很多人,包括中国、泰国和美国,也包括西哈努克,都与波尔布特政权有牵连。泰国为躲藏在边境的红色高棉提供了长达十几年的庇护;连近年来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的冷战中也仅仅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一再在联合国支持红色高棉保留席位;可怜的西哈努克亲王不得不与枪杆在握的红色高棉作出诸多妥协;但牵连最深的,无疑是中国!
  1979年时,铁托当政的南斯拉夫《新闻晚报》曾经评论说:“民主柬埔寨的政权和国内制度可能不会受某些人的欢迎,但是,有权改变这一制度的只能是高棉人民。人们很清楚地懂得何谓人民起义,而绑在外国坦克和刺刀上的‘起义’,在当代政治术语中仍旧称之为侵略”。如今,铁托时期的那个南斯拉夫已经解体。继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之后,又发生了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苏丹达富尔的种族杀戮;缅甸导致约十万人死亡的风灾,与缅甸军政府救灾的低效和冷漠。世人对所谓“侵略”和“起义”,对所谓人权和主权,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有了更多的困惑。当初以偏狭的冷战心态卷入柬埔寨事务,为波尔布特背书的各相关国家,是不是到了从容反思的时候?包括那个一贯自视正确的美国!
  1949年以来,我们在边境与朝鲜、印度和越南打过3场战争,有得也有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坦然地主张在冷战时代捍卫民族利益的历史必然性,虽然中韩建交时和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后,在两国内部都存在要求中国承担战争道义责任的呼声。但是,偏偏在我们未曾派过一兵一卒的柬埔寨,由于我们“供养”的那个政权,致使可能至少1/4的人口,包括大批华侨,死于非命,中国人民的心头压着沉甸甸的道义谴责和良知悔恨。虽然这个善良而弱小的国家至今没有、大概永远也不会要求我们作出什么表示,但想起1979,我们就无法镇静地面对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柬埔寨人的目光。

  40  猫耳洞

  流血牺牲在跳舞赚钱年代
  置身“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不毛之地,荆轲、聂政身无长物,单刀赴会,生不足惜,死不足惧,自是一番壮怀激烈。但假如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江畔,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一派升平中,抛弃了人生的良辰美景,葬送了青春的姹紫嫣红,远赴绝地从容就义,需要怎样的坚忍?
  1979年初的中国,处在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消费社会转折点上。多年政治运动的风声鹤唳渐渐远去,计划经济板结了的社会“大地微微暖气吹”,前方烟柳画桥在望,私欲情欲都在蠢蠢欲动。
  年轻人用自家或朋友的单卡收音机,偷偷地欣赏邓丽君“何日君再来”的“靡靡之音”;在日本宽银幕电影《追捕》中,痴痴地看着冷面硬汉杜丘和长发美女真由美相拥,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被浑厚男低音主题曲“啦呀啦”唱得心旌荡漾。杜丘的风衣、鸭舌帽,后来又加上美国肥皂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里的蛤蟆镜,以及喇叭裤、大鬓角,成为男孩子的扮酷行头。
  在中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人生观发芽生长,它回归常识,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十日谈》中译本前言——《幸福在人间》。幸福不在某个虚无缥缈或者鼓动人民自相残杀的未来天国,幸福就在人间,就在于人民吃得好穿得好;后来还有人补充一句,幸福就在床笫之间。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女主角张瑜竟然换了43套时装,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追求时尚和渴望物质享受到了夸张的程度!
  然而,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还有另一些中国年轻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以一个班、半个班甚至单兵为单位,长年驻守在一种叫做“猫耳洞”的狭小工事里,在生存极限下跟越南人展开边境拉锯战。
  猫耳洞,一种类似猫耳朵的石灰岩溶洞,石质坚硬,炮火奈何它不得,因而成为中越两军边境对峙中前沿士兵的藏身洞。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对单兵猫耳洞的描述,“猫耳洞”通常高不过一米,宽不盈两尺,人不能站立其间,不能躺下休息,只能抱枪蹲坐,经常一蹲就是3个月!
  亚热带的雨季,天气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山林中蚊蚋成群,一咬一个包,皮破后流出脓水。洞内人的汗酸味,食物的馊味,粪便的骚味,老鼠的腥味,煤油的刺鼻味,火药味,还有各种说不清的霉烂味,令人窒息。洞里阴暗潮湿,有的战士身体关节痛得没办法,只能用拳头砸,一直砸得关节发热为止。
  罗自苏在1985年12月15日的通讯《老山战士的信念》中,引用前线战士的话说:
  “仗好打,苦难熬。枪一响往前冲,伤得痛快,死得壮烈,最难熬的是蹲猫耳洞。”
  “猫耳洞”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烂档,奇痒无比。害羞的战士坚持不了几天,也得脱去裤头。遇到出太阳的好天气,除了值班警戒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光着身子,齐刷刷走出猫耳洞坐成一长排,一边手扶钢枪,一边让太阳晒晒溃烂的裆部,特别是阴囊。在80年代的中越边境,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观。
  1986年12月15日,博主在人民日报科教•卫生新闻版值夜班时,一条科学含量不算高的短新闻,却被值班主任罗荣兴郑重地安排在右上角,两侧用“文武线”做了显著标示。因为夜班编辑都知道这条新闻对南疆子弟兵意味着什么:
  《前线战士易患皮肤病 药物短裤防治有奇效》
  新闻说,按照总后勤部首长指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北京印染厂合作研究成功一种药物布,经过云南前线1500多人试穿,可治疗裆部股癣、阴囊瘙痒等皮肤病,有明显的抗过敏和止痒功效。
  云南边防部队某团3连战士周慎辉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从后勤供应点到他驻守的猫耳洞6号哨位,有一段二百多米的开阔地,被越军火力严密封锁。为了减少伤亡,炊事班只能两天送来一顿饭,平时得靠压缩饼干充饥,吃得反胃。更难受的是缺水。由于猫耳洞温度奇高,人出汗多,水分消耗极大。渴急了,战友们用舌头舔舔猫耳洞里带着潮气的石头,洗脸刷牙更是奢望。有一次断水时间过长,连长下令:无论如何要把水送上去!哪知送水的战友走到半路,水囊就被打穿;第二天晚上再送,又有一个战友腿部受伤。他们在报话机里急了,对连长说:我们宁肯饿死渴死,也不要再送了!连长不允。周慎辉灵机一动,报告说:
  “我们洞里有地方滴水,我用罐头盒接了三盒子,够我们用一天的了。”
  实际上,猫耳洞里根本没有水。他们硬挺着坚持到第8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终于等到战友们送来了饭和水。
  据说美国军事条例规定,如果没有正常补给,基层指挥官有权不向上级汇报就放弃阵地,不会因此受到军事处分。中国军人的体格可能逊于美国军人,却承受着美国大兵无法忍受的痛苦。士兵在猫耳洞里待上3个月,体重平均会减少10斤以上,需要休养数月才能恢复。大家都说,猫耳洞里“几个月能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完!”选择这样的作战工事,只因为中国的军力、国力所限,只能打一场低科技战争,为了近距离屯兵边境,打破了士兵的生存底线。
  一位进过猫耳洞的团长说:
  “在这样的猫耳洞呆一年,就是不打仗,也应该给立功,应该给一等功!”
  “猫耳洞”中不仅条件艰苦,而且命在须臾!且不说猫耳洞外的小路和草丛里布满越军的地雷,越军的地堡和铁丝网依稀可见,中越两军离得最近的洞口才三十多米!越军经过与日本、法国、美国的几十年战争,擅长山地丛林偷袭。据战争幸存者回忆,越军一旦借着闪电看清了我方的射击孔,下一个闪电降临时就是一梭子弹打进来,洞里的战友就这样牺牲了。有时越军顺着电话线摸到洞口,一颗“哧哧”冒烟的手雷,或者一束手榴弹、一根爆破筒扔进来,便是全军覆没。
  坐着轮椅登上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学生伤残战士徐良,回忆起驻守猫耳洞的日子时说:
  “晚上不存在睡觉,谁敢晚上把眼睛闭上啊,晚上不但把眼睛睁开,耳朵都得睁开。”
  就在死神脚步徘徊的猫耳洞里,战士们乐观地迎来每一天生死未卜的晨光暮霭。
  整个80年代,执政党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发动机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踏步前进。土地承包责任制被宣布15年以上不变,农民甩开膀子发家致富;年广九在安徽芜湖雇工生产“傻子瓜子”,得到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不要动他”,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则热情称赞个体工商户干的是“光彩的事业”;深圳市场经济“特区”试验,在人民日报上被描绘成“一场伟大的迪斯科”。
  1979年到1989年这一代战士,尽管不少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也已感受到和平发展年代的“暖风吹得游人醉”,意识到今生可望享受到消费时代有滋有味的人生。不少人参战前节衣缩食,盘算着如何置办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老三件”)。但战事一起,国家民族至上的文化基因立刻被唤醒,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周慎辉在来信中告诉人民日报,自己和3位战友利用战斗间隙,凑了一副对联,刻在洞口石壁上:
  “守边关,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
  保南疆,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
  横批是:
  “乐在其中”
  幸存的猫耳洞战士回到后方,最大的心愿就是:
  “痛痛快快喝足一次水,好好睡上三天三夜,对了还要痛痛快快地上一次厕所,没了。”
  据“空六军战友网”记载,在磨山野战医疗所,有记者问一位因掩护战友负伤的战士:
  “你们在猫耳洞里吃苦,后方的年轻人在跳舞;你们在前线流血,后方在赚钱,你们是不是感到这太不公平了?”
  战士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么,难道让全国人民都和我们一样吃苦流血才公平吗?不!如果后方不能跳舞、不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我们军人最大的耻辱!”

  感时忧国在猫耳洞
  80年代参加“自卫还击战”的战士,与军中前辈相比,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就平时爱读报纸图书、爱听广播、关注时事而言,他们差不多都算文化兵。到80年代中后期,前线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像徐良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从军校和地方院校充实到基层部队。1986年,据《人民日报》报道,某省成人高等教育自学委员会甚至在老山前线设立了一所别开生面的“猫耳洞大学”,辅导“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等12门课程,有490名部队指战员考试合格,获得单科结业证书。
  在改革开放年代从军打仗,这些战士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荒野村夫。在猫耳洞的战斗空隙里,他们瞪大眼睛,俯察自己和战友流血流汗保卫的这个国家,以一颗火热的心审视和追问着它的改革与发展。
  198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马文科、记者罗同松的长篇通讯《今日“两地书”》。从解放军报调入人民日报的罗同松,现场采访过西沙南沙保卫战、海南岛防空作战和唐山地震救灾,对于前线战士不陌生。但这一次,他从猫耳洞战士身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人格要素。
  老山,一场战斗刚过,猫耳洞里,浑身泥土、满脸烟尘的战士们一边擦拭武器,喝水嚼饼干,一边开始谈论祖国内地的见闻:
  “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我们家乡来了个‘检查团’,一个月吃喝就花了八万七千多元。纠正不正之风搞了好些年,为什么有的干部还是《准则》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呢?”
  “某省机构臃肿,每年办公经费4000多万元;而小学课桌坑坑洼洼,学生写字十分不便。如果我们能尽快解决机构臃肿问题,省下一些钱发展教育事业,使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平整的课桌该有多好。”
  “从报纸上看到少数人走后门、拉关系,干工作互相推脱扯皮,还有改革受阻的报道,心里很不痛快。战士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图的不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吗!为什么有些人却要干那种对不起祖国的事呢?”
  战士们尖锐的疑问也指向军队自身:
  “为什么近几年军队干部的级别提了,钱也加了,不安心的面反而大了?”
  透过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战士们开始拷问制度和机制:
  “报上天天说精简,可谁也不见机构减少。个别地方办一件事要盖上百个公章。有人怀疑这种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也在病床上表达忧思:
  “在战场上,当敌人向我们挑衅时,我们义无反顾地进行反击。对待前进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瞻前顾后呢!”
  战士们越谈越焦急,越想心头的疑云更浓。一名后方干部忽然想起一个人——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张立,因为读过他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撰文研究体制改革的文章。战士们一听,就是他了!不一会便写出了几封满腔疑问一吐为快的信,对于远在北京军委机关、未曾谋面的文职战友,送出一份请教,也是一份探讨。
  《今日“两地书”》讲述了其中一位战士韩群飞的写信过程。一封只有两三百字的信,小韩用了3天时间才写成,因为:
  轰鸣的炮声,常常打断他的思路;暴雨来了,无法书写,他只好用匕首把观点记在石壁上;问题考虑成熟后,却又找不到纸,后来好不容易捡到一张“糖水桔子”罐头商标纸,钢笔又没有水了。夜幕降临,送给养的人员来到阵地,韩群飞别无他求,只是说要讨几滴墨水。他用笔尖对着战友的笔尖吸了几滴,才把这封字字烫人的信写成。
  这一封封来自前方的信件,有的写在商标纸上、香烟盒上,有的已浸泡过雨水,沾满了汗渍和血迹,还有的被战火烧得残缺不全。个别战士将信写好,来不及交给战友带下阵地邮发便牺牲了。这些血气方刚的军人在战火纷飞中命若朝露昙花,一旦“壮烈”了留给亲人的全部身家可能就是16元人民币,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有一份责任、更有一份权利,来过问这个国家,作为神圣的一员,参加改良这个社会!
  这是一颗颗至纯至正的心,在南疆猫耳洞里执着热烈地跳动。罗同松感慨地写道:
  “所有的信件,都喷吐着火焰般的激情,充满了纯真的希望。”
  张立在北京捧读这些信,“手直哆嗦”,他无法确定这些来自猫耳洞的纸条份量!他告诉记者:
  “我们身在后方,对战士们提出的问题,若是无动于衷,那将愧对南疆,罪莫能恕!”
  张立在几年内,给前线战友回了130多封信。据《今日“两地书”》记载,猫耳洞战士把张立来信收集整理,其中论述干部制度的12篇,论述编制体制的9篇,论述领导决策科学化的4篇,论述端正党风的2篇,论述政治工作的6篇……张立甚至跟战士们总结了现行行政编制的4点缺陷,“设计出未来政权机构的蓝图”。
  用今天的眼光看,战士们的提问和张立的复信,不少失之浅表,有的是因循旧说,有的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对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部复杂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探索和争论还远没有结束。但允许和尊重讨论,机关与草根平等探讨国事,已经给猫耳洞勇士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收到张立来信,战士们你抢我夺,争相传抄。战士张小弟牺牲后,战友们在收拾遗物时,从他的衣兜里发现了几张张立复信的残页。
  载有《今日“两地书”》的《人民日报》传到老山某高地。23名骄傲地自称“不怕死的男儿”,在这块“焦土阵地”上和越军交战130多次,许多战士负伤,但谁也没有掉泪;可是,这一天他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因为《人民日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理解了我们”。
  老山前沿某阵地,19岁的机枪手王虎从《今日“两地书”》上抄下两句话,贴在猫耳洞口做对联:
  “祖国万事连我心,献计献策为己任”
  横批却写上:
  “王虎说的”
  王虎说:“我总认为这是我说的!”
  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擂鼓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身影,也扰动了整齐划一的军营行伍。人民日报通过《今日“两地书”》的报道,思虑深远。一支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军队,知道军人为何而战,可能更有锲而不舍的战斗力,同时也是国家的稳定、团结和民主化进程的坚实基石。《今日“两地书”》见报后,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称赞:关心国家大事是“军队好传统”,小人物想大事,“真了不起”!
  有工人读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说:
  “我们佩服边防战士敢想敢说、关心国事的精神,更佩服边防部队领导那种敢于让干部、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和善于同群众一起探索问题的领导艺术。”
  历史进入21世纪,让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小人物关心国家大事的军队好传统,“献计献策为己任”的军人素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起?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该冷落了这一条!


  41  逢  九

  青春冲撞在历史拐点

  在南疆战士感时忧国的同时,另一个青年群体在思想越野的征途上走得更远,他们是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的大学生。
  国家恢复高考后,成功闯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是社会的稀缺资源。1977年570万人报考,仅录取27万人,录取率4.7%;1978年录取人数提高到40万,但录取率也只有6.8%。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难以想像今天的福气:2010年录取比例将会达到68.65%,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就会有近7个人可以上大学。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也没有今天的窘境:2010年有652万毕业生拥挤在人才市场等待就业,就算找到一份工作,再高的薪水也赶不上城市的高房价,只能做“蜗居”的“蚁族”。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真像“天之骄子”,备受全社会宠爱。不满18岁考上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山西大同男生郭建崴回忆说,
  “那个时候的北大学生,非常有理想、有朝气,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用发愁。不愁学费、不攀比吃穿、不愁工作,国家包分配,北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工作相对来说都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气氛很活跃,年轻人的思维也很灵活。”
  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大学生晚上没有网络游戏和K歌的诱惑,也没有校外租房现象。校园晚间熄灯后有“卧谈会”,从“丑陋的中国人”到“酱缸文化”,放言文化批判海阔天空。即使毕业后进入中央部委和地方党政机关工作,意气相投的大学生们到了周末,还喜欢几个人煮一锅大白菜,喝上十来瓶啤酒,纵论体制改革畅快淋漓,不知东方之既白。
  郭建崴念大三时,参加1984年国庆游行前夜,他所在的北大28号楼203室学生宿舍,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学一商议,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下“小平您好”4个大字,用订书机把白纸订在床单上,用卸掉墩布头的拖把作旗杆,制成了1949年以来国庆大典中最简易的横幅。第二天北大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同学们在奔跑中, 突然亮出横幅。
  虽然全过程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但观礼台上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镜头。当天晚上,夜班编辑曹焕荣从国庆现场照片筐中挑出了这张照片,经科教版主编罗荣兴力荐,报社值班编委保育钧拍板,刊登在10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国庆摄影专版。
  “小平您好”是一群大学生以初生牛犊的勇气,平视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革”后年代,他们内心深处有足够的底气,审视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冷嘲热讽不合时宜的政治教条,击节称赏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是邓小平体制内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但在精神上又不受当前历史条件下某些具体施政措施的束缚。
  8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政府,对大学生海阔天空的思想探索,也给予了非常宽容,有时甚至是纵容的政治环境,比如1980年的校园“竞选”热。当时中央开展基层民主改革实验,允许各高校学生自由竞选所在城市区级人大代表。刚刚受到一点粗浅民主启蒙的大学生,抓住题材,小题大做,办成了一场激情四溅的民主实验。据钱理群教授回忆,候选人各自在“三角地”前,发表竞选宣言、改革纲要,拥有竞选班子,还召开选民答辩会,做民意调查。候选人讨论的议题,远非区人大代表权限所及的事务性工作,从如何评价“文革”、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到探讨中国改革路径和人性解放。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外,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北大校园,引起官方意识形态部门的不安。而在失去大学深造机会的南疆部队指战员们看来,大学生不好好念书,嚷嚷什么“民主”,更像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胡闹。
  1980年的“竞选”还只是在大学校园内发热,1986年岁末合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学潮却延烧到社会。就在街头蠢蠢欲动的关口,南疆“猫耳洞之声”乐团身穿迷彩服,敲打着“炮弹壳编钟”、“枪油桶架子鼓”、汽水瓶凑起来的“酒瓶琴”,弹奏着压缩干粮箱制成的“土二胡”,北上首都高校演出。对于同龄人的政治激情,战士们很不理解。人民日报记者张善菊、李双泰注意到,乐团的一位战士走进北大图书馆,激动地说:
  “多好的条件啊!打完仗我要考大学学习。”
  在清华大学,另一位战士对大学同龄人婉言相劝说:
  “我们许多战士揣着电大、业大的录取通知书上战场,把课本带到猫耳洞,在煤油灯下、炮火声中学习,为祖国发愤读书。我们的任务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为中华腾飞。”
  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某集团军炮兵旅许多新战士接受了“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给自己在大专院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和同学、朋友写信,“畅谈大好形势”,建议一起“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学潮爆发后,云南前线解放军某团全体指战员给军地联谊单位南开大学团委、学生会发来一封电报,寄语同学们“一定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多做巩固安定团结的事”。
  但是,在80年代大学生看来,不是有机会读书、学知识就别无所求。他们继承了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更笃信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功能定义: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工具,而且应该是价值的阐释者和实践者,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现实、监督政治、推动良政。在前线战士和普通中国人为农村“包产到户”和城市自由市场初步繁华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却相信改革刚刚开始,随时有被扼杀和扭曲变形的危险。
  70年代末到80年年代的大学校园八面来风,耳濡目染执政党拨乱反正决心的青年学子,率先从几十年斯大林体制下幡然觉醒,更多的是鲁迅所言在一个封闭的铁屋中独自醒来的精神痛苦。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大潮中读完大学,知晓了政治迫害的惨烈,独裁权力的疯狂。死难者淋漓的鲜血,幸存者凄凉的伤痛,告密者的翻云覆雨,旁观者的冷漠盲从,肉体的毁灭和精神的扭曲,明晃晃地灼伤了大学生的眼睛和心灵。因此,这代大学生对专制和愚民政治,对导致中国经济落后的统制经济深恶痛绝。大家为胡耀邦挥舞拳头演说的激情所感染,矢志投身改革,不惜冒着被传统体制压迫和吞没的危险,也要砸碎这铁屋,对传统体制和传统文化进行不妥协的批判,为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贡献青春、自由和生命。
  他们怀揣对国家的“第二种忠诚”,宁愿做一种不合时宜的“乌鸦嘴”,也要为自己的国家寻找颠覆历史、奠定未来的理性社会框架。他们的怀抱就像文天祥的《正气歌》低吟的那样: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锤,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稽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此后30年,不管这一代大学生经历了什么样的仕途蹉跎、商场浮沉、人生悲欢,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追求一直没中断,内心深处保持了1979政治理想主义的底色。
  现实政治关怀之外,是生命自我价值的觉醒。1980年第五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男大学生潘祎和离婚女工黄晓菊的来信,署名合为“潘晓”,诉说青年人“文革”以来灰色的心路历程《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的社会观察,在当时惊世骇俗又是这么真诚透明: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潘晓”的结论在大学校园和企事业单位引起震撼,一代地方青年由此走上“自我设计”(中国“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语)的道路,成为近30年市场化改革和公民社会发育的活跃主体。但在“文革”打倒一切的精神废墟上,地方青年在重视个人自由和等价交换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群体的价值,无视道德的底线。用80年代北京大学毕业生薛涌的话说:他们像2008年汶川地震中那个扔下学生逃跑的中学老师范美忠,混淆了“自由”和“自私”的本质区别,是一种“洋泾浜自由主义”。
  当时就有一些边防战士给“潘晓”写信,激动地批评他的“利己主义”哲学。对于已经冲上前线和在后方待命的战士来说,血淋淋的生死关头,“主观为别人”可不是专横的说教,而是随时准备着、自觉自愿的生命奉献。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尤小刚拍摄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时,遇到一个尴尬的场面。有个大学生冒冒失失地向战士们提了个问题:守阵地有多少奖金?对于意识到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弊端的大学生来说,敢于谈钱,要求收益与付出均等,可能意味着勇敢的叛逆,只是跟范美忠一样选错了场合!
  司令员和战士们都劝尤小刚说:删了这一段吧,不要伤了我们那位大学生。尤小刚还是坚持写上这一笔:
  “因为我也是大学生,我也有过那位大学生同样的想法。战士们爱护我们,部队首长爱护我们,我们自己却无权姑息原谅自己。我相信,那位不知深浅的大学生也和我一样,会感到自责的。”
  尤小刚伤感地提起,《凯旋在子夜》的一些群众演员--前线士兵,在拍片第二天就牺牲在战场。战士流星般划过天际的生命,给那位观念“时尚”的大学生一记无声的耳光。
  80年代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已经开始面对中国社会的严峻现实,反思和打磨社会阅历的深度和人格的厚度。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久的胡广华、赵奇,参加胡耀邦倡导的中央讲师团,来到雁北偏远山村助教一年。198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俩给在校学弟的回信,真切细致地描述了80年代大学生的苦闷彷徨:
  “我们是在七十年代同八十年代的交替过程中读完大学的,受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自以为是清醒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我们渴望着一个更加富强、更为健全的社会,并愿为此尽心尽力。但有时现实和理想的不合谐,使我们常常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所困扰,把握不住自己,把握不住生活。”
  山村教师单调乏味的生活和对山村子弟教育“不动摇的责任感”,对京城学子产生了一种聂赫留道夫式的灵魂忏悔和苦行僧般的奉献冲动:
  “痛感它的落后,但不是袖手一旁,指责、叹气,而是自觉地与山村人民一道背负着历史的重负艰难地向上爬坡。”
  这些从高等学府里走出来的年轻人,面对祖国的苦难和落后,见解可能偏激,思想可能浅薄,但他们内心的诚挚纯净,对国家的忠诚自许,与战火硝烟中的同龄人并无不同。虽然他们穿着牛仔裤,难免几分年少轻狂,即使是奉献牺牲时也有很强的镜头感;而一身橄榄绿的青年军人,在枪林弹雨中木讷无言,只求“理解万岁”,更显得悲情和凝重。但他们的一个时代共性,就是身上绝无新中国几十年政治运动养成的犬儒心态。无论在校园还是猫耳洞,他们都不会认同1986年底学潮中,老历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政治运动老“运动员”周谷城教授的谦卑:
  “现在领导要人民群众献计献策,这是民主作风。但我们自己知识太少,不易作出判断,献计献策云云是不可能的。”
  南疆战士为了国家安全不惜慷慨赴死,大学生为了社会理想也可以从容就义。就像在自卫还击战打响的1979年,浙江一个叫做范熊熊的24岁姑娘从宁波驶往上海的客轮上投海自杀。她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镇海渔业基地人保科职员,中共支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人民日报记者章南舍、吴恒权和新闻研究生李长群闻讯赶到浙江采访,1980年7月5日发表通讯《这样好的党支部委员为什么跳海?》
  范熊熊的死因,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她不是失恋绝情,不是生活无着。让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耿耿于怀的,只不过是本单位的一起违规招工事件。她所在的渔业基地向农村征用土地时,按照规定可以招收当地农村户口的青年作为补偿。在那个时代,进入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和户口“农转非”(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具有极大的含金量,足以改变年轻人的一生。单位领导趁机把包括自己和上级领导亲属在内的7名本系统子弟,冒充“土地征用工”招收进来。范熊熊四次给上级纪委写信,十来次登门拜访纪委,揭发招工弊案。在常规的党内投诉机制无效的情况下,她毅然选择了“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惜一死,向不正之风作“最后的冲刺”,以唤醒全党的注意。
  后来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恒权等人在通讯中痛心地写道: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年青的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竟至被逼投海,这种事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猫耳洞军人和大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相继成为与范熊熊一样英勇决绝的死士。那个年代,军地年轻人虽然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政权,这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为了捍卫它的安全和纯洁性,战士既然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当然也可以口无遮拦有话就说。
  牛仔裤和橄榄绿:一个是矢志改革传统,日后可能成为思想精英;一个是誓死保家卫国,始终是民族魂魄,在不同的领域里挥洒着青春飞扬的梦。改革传统,需要对自己的祖宗和旧制有更多的批判和扬弃;保家卫国,则需要对自己血祭的家国有更多的肯定。80年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与士兵及工农大众在精神思想层面拉开了距离,但青年知识精英的自信和狂妄,又使他们不屑于求得社会的认同甚至谅解。
  当“猫耳洞之声”乐团步入清华礼堂时,场外鞭炮齐鸣,场内欢声雷动,大学生高呼:“战士万岁!”清华大学赠送战士们一面锦旗,上面写道:
  “老山、清华、祖国;战士、学生、人民。”
  这是1986年底。3年后,牛仔裤和橄榄绿,老山和清华、祖国,战士和学生、人民,在这个国家最神圣的地方激情冲撞,溅起殷红的鲜血……
  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1985年的报道,老山战士在越军炮口下坑道墙报上的一首小诗《我走了》,博主认为同样适用于另一个青年群体:

  “我走了,
  像一发出膛的炮弹,
  飞完了全部射程。
  给容纳过我的空间留下点什么?
  恐怕只是轰的一声巨响。
  我落到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

  不管他们的人生射程多长、落点在哪里,80年代最优秀的两个青年群体,看重的都是自己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同样热血奔涌的年轻人,内心都诚挚地践行了猫耳洞伤残战士徐良献给CCTV春节联欢晚会的一曲《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民族伟力栖息在草根

  老山、法卡山、者阴山、扣林山……
  天安门、新街口、人民广场、人民南路广场(天府广场)……
  两个青春群体,勇敢而孤独地走进历史深处。
  90年代,历史布景很快转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直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前,人们似乎淡忘了,就在我们的身边,曾经发生过蔚为壮观的群体性现象,有一种境界叫崇高,有一种圣洁叫无我。只是在汶川地震中,从改革后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中,好像忽然凭空冒出来一百多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急赴灾区救死扶伤,才让中国重温了近20年前、30年前年轻人的洁白无瑕,英勇无畏。
  《人民日报》1985年7月4日曾转载解放日报通讯《面对20岁的人生》,说的是老山、者阴山4位英雄负伤后,只有七条腿,戴着三副墨镜,穿着簇新军官制服,豪迈坦然地走在上海南京路上,通过仅有的3只好眼,感受着那儿的繁花似锦。过路行人对4位英雄投来惊奇敬佩的目光。
  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姿态。七条腿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在市井繁华、人欲横流的历史喧嚣中,这些朦胧的背影,早已堙没在历史深处。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士罗奇中,退伍后1986年成为云南河口县民政局职工,担任“水头烈士陵园”管理員。这座陵园有358座坟茔,安葬的都是1979年“自卫还击战”中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二十多年来,7000多个日夜,罗奇中穿着一身旧军装,吹起清晨的起床号。携老妻在陵园大門前一间小屋里安家的老罗,自費买來扩音设备,在陵园里安裝了喇叭。大白天,老罗用喇叭喊叫军队操练的番号和口号,还不时会播放枪炮声和喊杀声的录音。晚上,喇叭又会准时响起熄灯号,伴随着老罗的报告声:
  “熄灯就寝。今晚哨兵--罗奇中!”
  面对358位花样年华的战友,逢年过节,老罗都要給他們进香烧纸,点上一支香烟,絮絮叨叨地安慰他們几句。罗奇中对记者解释说:
  “他們都是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我不能让他們太寂寞。”
  历史的伤痛不能遗忘,纯净的灵魂不能遗忘。
  1989年初,《中国青年报》发表学者金观涛的一首小诗:

  “我们是最后的,
  然而却是不死的,
  理想主义者。”

  一语成谶,这首小诗竟然成为1979~1989那一代年轻军人、知识分子、大学生的精神祭奠。
  如今,逢九之年的悲情都已远去,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历史像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传说。但不能忘了,无论身着橄榄绿还是牛仔裤,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精神境界都曾令当时的中国人民动容震撼。80年代大学生爱读茨威格的一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扉页里有一段话,似乎先验地预言了中国两个青年群体、一代青春年华的时代悲剧:
“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

(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05-19~-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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