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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公文文风不正的主要表现及矫正策略
时间:2014-05-24   来源: 宣讲家    人气:1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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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文文风直接与党风政风相关联,大力弘扬、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但公文文风不正却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很有必要对当前公文文风上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进行深刻剖析,并据以提出整治的对策。

【关键词】文风    主要问题    矫正对策

公文文风是指公文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章作风,是公文写作领域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品格或现象。文风不仅是语言文字问题,而且是一定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在公文中的集中反映,是一定的世界观和思想路线的综合表现。公文中的文风问题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既是公文处理实践中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也是公文写作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会形势下,认真开展关于改进公文文风问题的研究,对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一系列规定精神,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服务,促进公文写作的规范化,无疑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力弘扬、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就将“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演说《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举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号召人们起来加以声讨。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经济基础和政权性质的改变,我国的公文一洗国民党政权公文的形式主义、虚夸不实、云云抄录甚至在语言表达上也是半文半白的文风之弊,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洋八股和党八股的不断批判,使新中国公文文风得以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不断消除旧公文中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风,即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其中所提出的五个方面问题,实际上就是当时公文文风不正的主要表现形式,文中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对于改进公文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8年年初,针对当时出现的浮夸风以及体现在文风上的“假、大、空”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建国10年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从第31条到第42条,占用整整11条的重头篇幅,对公文文风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制度逐步恢复与健全。1979年,我党在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过程中,以清理“帮八股”为内容,又进行了一次公文的整顿,从而使当代公文文风得以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起来。1981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对于加强和改进公文文风、提高公文处理质量和效率产生了重大指导作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党对改进公文文风问题更加重视。针对当前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现状,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专门就整治公文文风问题做出论述,指出“文风会风反映党风政风,反映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反映领导机关的工作质量和水平。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按照《决定》要求和有关规定,下大气力解决文风会风问题。”《决定》还进一步要求:“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严格控制发文数量和范围。”特别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就任以后,提出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从根本上改进文风,从而使我国当代的公文得以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优良文风逐渐得到恢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改进文风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当前在公文文风上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既体现在行文目的上,也体现在公文的表述形式和诸多行文方法问题上。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照搬照转。公文写作中存在的照搬照转现象不自今日始,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流弊。邓小平同志曾经将这种现象形象地比喻为“收发室”、“传声筒”。主要表现为既不认真领会中央精神或上级指示,也不认真研究实际情况,对上级指示一味地照搬照转,生搬硬套,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特别严重的是近些年来,这一问题又有新的发展,突出表现为在公文写作领域多次发生“抄袭门”事件,让人触目惊心。据报载,2008年度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政府机关年终工作总结,竟然有21个省市在开头使用的是“2008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一年”,实属惊人的雷同。同年,贵州省贵阳市发生了息烽县与修文县的汇报材料雷同,糊弄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组的丑闻;2009年,在“中国消防在线”网站上,两个完全平行的河南开封市消防支队与河南漯河市消防支队的宣传稿件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漯河市政法委书记”换成了“开封市副市长”,在“开封市副市长”的讲话中竟有“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字眼,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开封指导漯河工作”。还有,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也上演了同样闹剧。丛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署名文章,竟然与山东青岛市市南区的政府文件除了地区和人名之外,几乎一字不差。这种官场文件之间的相互抄袭与克隆,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之风,是机关作风的一种折射。

二是官气十足。突出表现为由于某些机关工作中所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进而导致公文文风上的“官气十足”,使“公权乱作为”呈现井喷状态。根据新华社2006年4月7日电讯,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专门以通知的形式下发红头文件,给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农场下达“喝酒”任务。通知明确要求全市各部门全年要完成喝“小糊涂仙”系列酒的价值总目标为200万元,完成任务的按照10%奖励,完不成任务的则通报批评。这显然是一件公然违反党的政策的典型事例,用下发红头文件的形式来部署“喝酒”事宜,这在全国还是一个“创造” ,真所谓 “喝‘小糊涂仙’,办糊涂事”,实乃惊天奇闻。

无独有偶。2008年8月19日,针对番茄销售疲软的现象,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区委办、区政府办联合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在全区开展番茄新品种品尝活动,明确规定区直属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以及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广大干部职工,到9月5日为止,每人必须购买100斤番茄,费用由各单位自行解决。这也是与党的政策精神相违背之举,因为番茄滞销不能让公众“埋单”,这样做属于行政摊派。还有,抽什么烟、抽多少烟、完不成任务怎么处理……湖北省公安县政府竟出台“红头文件”,对这些问题作“明文规定”,真是咄咄怪事。

此外,这种“官气十足”的文风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我们有些竟然用公文“骂人”,肆意侮辱公民人格。重庆奉节县残疾职工卢先生认为自己的伤残评定过低,多次要求县民政局提高伤残等级。1992年7月,奉节县民政局对卢先生要求评残一事作出处理意见。民政局在公文中称当事人是在“耍赖”、“赖得到更赖,赖不到也要赖”,“卢是一个有嘴无脸的人”、“所到之处鸡犬不宁”,还说像“泡了八年的酸菜——酸过了味”等一系列侮辱人格的语句。这些侮辱性语言引起卢的不满,并于2002年诉上法院。最近,法院认为民政部门构成名誉侵权,判决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2009年4月8日《重庆晚报》)这些侮辱人格的语句,严重地损害当事人的名誉权,也损害了政府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

三是“摆长蛇阵”。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演说《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作为党八股的第一大罪状加以声讨,指出:“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毛泽东著作选读》第284页)。可以说,空话的存在是当今某些公文陷入“长蛇阵”而不能自拔的关键因素。在革命战争年代写长而空的文章不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日,随着各种公务活动的不断发展,人们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效率的提高,写长而空的公文,同样不好。有些公文撰拟人员,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不断制造“懒婆娘的裹脚”,不从实际出发,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分析问题,更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至于空话连篇,既嫌冗长,又显杂乱。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市县级机关单位所拟制的年度工作总结及计划,动不动就是洋洋万言,以至两三万字,令人望而生厌。应当说,这不论是对上级还是对下级都是不小的负担,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

四是假话真说。公文是党和国家机关传递策令、表达意志、沟通信息、报告和请示工作、联系公务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准确性是公文的生命力所在,离开了准确去侈谈公文不过是害国害民而已。一些地方的官员,置中央的规定精神于不顾,欺上压下,弄虚作假,胡编乱造。自1985年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别核算GDP数据以来,地方统计总和一直高于全国的GDP总量,不仅呈现出“1+1>2”的局面,而且有递增的趋势。2009年31省区市GDP之和超出全国总量2.68万亿元,2010年31省区市GDP超出全国总量3.5万亿元,2011年31省区市GDP总和超出全国总量4.6万亿元,2012年,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相加总量达到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2012年初步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51.93万亿元高出5.76万亿元,2013年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总和约为58.9423万亿,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万亿高出2.0578万亿元。这其中固然有一些客观因素,但为了凸显所谓的“政绩”而弄虚作假恐怕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值得深思。

五是穿靴戴帽。突出表现为套话连篇,既要“开头戴帽”,又要“结尾穿靴”。公文写作中存在的套话是一种历史的流弊,它使公文变得拉杂冗长,空洞无物,向来为人们所反对。这种套话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水份”太大,用很多文字却传达很少的信息,甚至根本不能传达任何信息。或是一些空洞的条条,或是一些枯燥的概念;或是开头“戴帽”,或是结尾“穿靴”,等等,不一而足。例如写总结报告,不论有否必要,都要在开篇写上“在××××以来的大好形势下,在××××会议精神鼓舞下,认真贯彻了××××精神,反复学习领会了××××文件。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了××××的重要意义,从而大大提高了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狠抓了××××,做到××××,取得了××××”等一系列冗辞赘句,以致于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和僵死套路。这种套话还表现在诸多评价性语句上,例如会议总是隆重的,闭幕总是胜利的;班子总是团结的,决策总是英明的,赞成总是一致的;讲话总是重要的,分析总是深刻的,阐述总是高屋建瓴的;积极性的发挥总是充分的,对工作的促进总是极大的;措施总是得力的,成就总是巨大的;成绩总是在领导关心下取得的,问题总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如此等等,读来令人感到笼统空泛,索然寡味。

六是虚张声势。实用性是公文的精髓所在。公文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实用,能够切实解决问题。公文的实用性决定了它必须言及其实,言及其义,朴实无华,实实在在,来不得半点浮夸藻饰,虚情假意。但目前我们看到有些单位所制发的文件,在谈到今后的工作设想时,动不动就是什么“大举措”、“大行动”、“大开发”等;当谈到具体问题时,动不动就是“特大项目”、“特大影响”、“特大效应”;在总结工作成绩时,什么“四大举措”、“六大创新”、“八大变化”、“十大成果”、“创历史最好水平”、“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等等。当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不看内容如何,只要职务带个“长”字,他的讲话就是什么“重要讲话”甚至是“重要指示”,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所谓“重要讲话”,按理说是指那些内容重要、意义重大,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和真理性的讲话。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不讲职务、不看内容,只要带“长”字的讲话就是“重要讲话”,那么实际上也就没有真正的“重要讲话”了。讲话重不重要,关键是要看其内容,而不是靠“说”出来的。实际上,对领导同志的讲话要不要冠以“重要”二字,还是应当务实一点为好。当年吴官正同志在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到《大众日报》去视察,就省委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问题“约法三章”:“省委领导的讲话,从我开始,在报道中不要说‘重要讲话’,把‘重要’两个字去掉,讲话那么多,哪有那么多重要啊!”这段话讲得是多么切中时弊,又多么深刻有力,令人拍案叫绝。

那么,好的公文文风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呢?

一是实实在在。就是要据实而书,以“管用”为本,把公文写得实实在在。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浮的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这就要求我们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分析问题要客观、全面,既要指出现象,更要弄清本质;阐述对策要具体、实在,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则是、非则非,既不夸大成绩,也不掩饰问题;要深入浅出,用朴实的语言来阐述深刻的理论;要有感而发,情真意切,不矫揉造作,故弄玄虚。讲究“据实而书”,摒弃“华浮之作”,秉笔直书,传递真实情况,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拟定正确的策令,是公文写作的一条根本原则。

二是简练精要。就是要力求简短精练、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的道理绝不绕弯子。古人说“删繁就简三秋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曾经作过许多精辟论述。毛泽东同志在他的那篇著名演说《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还指出:“要‘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很形象地将那种繁冗拖沓、又臭又长的公文喻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并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作为对“报告文字的一条基本要求”。他在1948年1月写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指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如果一次写不完全部问题时,就分两次写。”革命导师列宁也是这样,他提倡机关公务人员要学会写五行字的材料,他认为一般的请示和报告,“写五行字就够”。他说过:“请写得简短些,采用电报文体,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另加附件。”并表示“写长了我根本不看,一定不看”。“如果有切实可行的建议,可以写在另一张纸上,要像电报那样写得极其简短。”(《给伊·克·叶若夫》,《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24页)。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只有114个字,却反映了一部中国近代史。1975年,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只用了五千字。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当然,也不是说长文章一概不好。有内容、有见解的长文章,人们也是喜欢读的。文章长短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宜短则短,宜长则长。要坚持内容决定形式,有些非长不可、篇幅短说不明白的事情则可以长些。我们坚决反对的是那种缺乏实际内容而刻意堆砌、冗长杂乱的公文,这是当前改进文风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是明白通俗。是指公文用语必须坚持人民用语,向人民用语接近。即公文用语要简单明了、浅显通俗、明白晓畅,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倡导通俗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心一意为人民利益着想的作风的体现,也是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的实际需要。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一次参议会上说的“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味,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要达到通俗易懂,就不要生造谁也不懂的话,也不要专门使用那些生僻难懂的古代词语,更不要放着中国字不写而专门使用“ABC”之类让老百姓摸不着头脑的而且绝对禁止的外国字充当代用词而形成“大拼盘”式的插花句子,好像这样才显示出撰稿者、讲话者“有学问,水平高”。要知我们的各级机关都是人民的机关,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宗旨,因此,机关文件的语言必须具备人民性,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使用。

但遗憾的是,我们当今有些公文却偏离了这一方向。请看下面一段话:“APEC的记者招待会后,我公司邀请了CCTV、STV的几名记者和MBA、MPA的研究生,讨论中国加入WTO后IT产业的发展前景以及IT业对GDP的影响”。这样的话出现在文件简报之中,很难明白是写给中国人的看的还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是写给多数人看的还是写给少数人看的。此外,像诉讼文书中把“对”写作“VS”,把“表演”写作“作秀”,把“小型”写作“迷你”,把“喝饮料”写作“洗胃”;以及时下颇为时髦的副词加名词的“太中国”、“也历史”、“最中国”、“很阳光”、“很大款”;还有类似“酷”、“冰OR火”、“冲浪”、“打太极”、“老公”、“二奶奶”、“下课”、“BT”、“PMP”、“TMD”、“巴士”、“曲奇”、“白领”、“蓝领”、“粉领”、“卡民”、“险民”、“科盲”、“股盲”、“导览”、“彩市”、“面的”、“摩的”、“驴的”、“板儿的”、“扮靓”等口语、地方语、隐语和怪语进入我们的一些文件,致使不是表意不准,障碍信息交流,就是晦涩难懂,而这又显然都是违背通俗易懂的公文写作原则的。把文件写得简明易懂,群众才能接受,文件才具有它应有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四是新鲜活泼。就是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正所谓“领异标新二月花”。如果一个文件、一篇讲话毫无新意,那么制定这样的文件、作这样的讲话还有多少意义呢?可以说,能不能讲出新意,反映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经验水平以及语言表达能力。这里所说的新意,既包括在探索规律、认识真理上有新发现、前人没有讲过的话,又包括把中央精神和上级要求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在解决问题上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的话;既包括角度新、材料新、语言表达新的话,又包括富有个性、特色鲜明、生动活泼的话。例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通过集中运用四字格、六字格词组以及排比句,使用语显得非常庄重、严谨、活泼,极富书面语体色彩。需要指出的是,讲出新意,并不是要去刻意求新,甚至搞文字游戏。更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背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标新立异。

上面所述,我们更多地只是着眼于公文与公文写作本身,事实上要实现公文文风的改进最为关键的恐怕还是要从加强和改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入手。文风折射领导作风,领导作风反映党风。如果听任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会严重损害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滋生“四风”问题和各种腐败现象。由此可见,改进公文文风是一项长期的硬任务,必须常抓不懈。

(作者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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