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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把握实践观 探索中国发展道路
时间:2014-08-17   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人气: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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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荣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国在经历了1840年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的曲折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改变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在结合,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一、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考验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成为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实现和确保党的长期执政;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党在执政兴国的伟大实践中确立执政意识、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回答了三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执政兴国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自身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因此,长期执政、长治久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前使命。这同时也标志着我们党的执政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全面开放的条件使得党的执政同时伴随着来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考验、新课题和新风险。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政治上,人民群众政治参与需求旺盛与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并存,导致政治参与失序。经济上,市场经济体制无法有效制约权力同资本的联盟,中央宏观调控无法令行禁止,中央文件和政令不能畅通。文化上,各种思潮交互碰撞,主流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亟待加强;一些党的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社会上,各种社会利益错综复杂,相互纠葛;党面临社会管控危机,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此起彼伏;社会信任危机频现,社会日益脆化和碎片化。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也对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因此,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成为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实现和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应对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实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历史使命,必须依靠实践和理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告诉我们,越是教条主义盛行的时候,越是需要实践和道路;越是经验主义泛滥的时候,越是需要理论和旗帜。实践和理论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抵制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实践和理论的结合的产物就是社会主义实践观,它既是过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总结,也是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锻造一个经得起长期执政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前使命和重大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实践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实践观
  科学实践观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理解为合乎规律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把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社会实践看作是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和理论不断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社会主义实践观是科学实践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的理论表达。所谓社会主义实践观,是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实践经验,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兴国、治国理政中的一系列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社会主义实践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理论表达。
  实践告诉我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事务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先进力量,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具特殊性的表现,更是能将中国特殊性转化上升为普遍性的能动因素。如果党能够实现长期执政的历史任务,那么党就能锻造中国政治秩序、优化中国社会结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顺利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我们党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转变的战略部署。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了“执政党”的概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命题,科学发展观则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具体方略。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兴国过程中所形成的宝贵认识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从书本中照搬出来的,而是在社会主义实践历程中不断形成并丰富发展的。
  首先,社会主义实践观的思想渊源是古今中外的优秀执政经验和相关理论。结合社会主义实践、围绕执政兴国主题,中国共产党将古今中外的执政经验融会贯通。中国共产党固然是中国政治秩序的特殊性之所在,然而执政兴国却是任何一个政治团体所必须面临的普遍命题,长期执政也是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永恒追求。必须承认,中华固有的儒家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在执政兴国方面具有各自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并不代表普适性。当代中国许多教条主义者鼓吹照搬西方现成模式或幻想回到古代社会,其根源就在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混同为普遍性,最终的代价是丧失自我的主体性,只知古人与洋人,走向老路或邪路。照搬照抄古代政治模式和西方现成模式是一种教条主义,简单地拒绝乃至无视中华固有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也是一种教条主义。摒弃种种教条主义的最佳方法就是回到实践,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吸收借鉴中国固有政治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将各种执政经验融汇于党的当代执政实践之中。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将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
  其次,社会主义实践观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息息相关。这是由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实践所决定的。所谓实践,就是一定的主体在特定条件下所从事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在当代中国,实践的主体就是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实践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活动的具体展开就是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执政党转型之后,必须开始执政兴国的新任务,即追求长期执政这一目标的实现和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执政兴国的新任务、新要求内在于社会主义实践观之中。党的执政就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锻造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些问题在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都没有现成答案。因此,社会主义实践观是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解决的崭新课题。
  社会主义实践观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息息相关,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围绕实现长期执政的使命所形成的一系列论断、方法和理论。社会主义实践观就是要解决党的执政意识、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问题,就是要旗帜鲜明地肯定党的执政,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执政,深谋远虑地完善党的执政,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完成国家建构、实现长治久安。
  最后,社会主义实践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经之路。一方面,党的执政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赋予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合法性。苏共丧失政权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丧失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执政就会蜕化为一个代表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官僚政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最终危及社会主义政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以党的执政为前提,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底线是保证中国政治的独立性、统一性、稳定性和有序性。如果国家主权丧失独立性,国家政权丧失统一性,国家局势丧失稳定性,国家政治丧失有序性,那么一切“民主”和“自由”都将无从谈起,这是中国人民花了整整一百年的血泪代价所得到的历史教训。否定党的执政,就是突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底线,就是无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的实践成果。在坚持党的执政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者的有机统一。因此,社会主义实践观的内容并不局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而是包含了党的执政、国家建设、民主政治等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表达的社会主义实践观也就必然包含三大维度:第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载体是依法治国,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观必然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这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直接表现;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社会主义实践观必然涉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因此社会主义实践观的第三个维度就是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观的三个维度并不是机械拼凑的三个板块,而是由党的执政贯穿统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整体。


三、树立社会主义实践观,探索中国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就要与中国社会结构、中国政治秩序相结合。这一结合的产物就是社会主义实践观。列宁曾在《政治家札记》中说过:“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列宁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秩序相结合。“我们只知道这条路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现阶段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这个阶级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以长期执政为己任、以国家建设为目标、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以发展民主为依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实践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教条主义者们总是把屁股对着中国历史与现实,反复鼓吹一党执政与人民民主水火不容的“真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用实践来证明,一党执政完全可以与人民民主协调发展。一党执政能否与人民民主协调发展,不取决于前人和洋人怎么说,而取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自身需要,取决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内在规律,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行动。
  实践就是总结经验,面向未来。过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用我们党的具体实践来适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论述,但是社会主义实践观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是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执政实践上升到普遍性的层面,这才是社会主义实践观的题中之意。在过去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运用人民民主取得政权,在今天,同样要通过发展人民民主来保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
  一言以蔽之,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将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观之中。社会主义实践观的根本内涵就是一党执政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这与马列主义中先锋队与民主的理论一脉相承。
  1949年,中国共产党最彻底地动员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最广泛地团结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以人民民主为诉求,以民族独立为己任,最终夺取了政权。在这个翻天覆地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第一次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并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普遍、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这一伟大工程成为当代中国最为宝贵的政治财富。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全面动员社会,充分挖掘民间活力,使社会活力竞相涌现,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齐心协力,改革开放,投身到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宏伟工程之中。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秩序再次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领导核心,以科学发展为战略布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使中国共产党从昔日的革命党成功转型为今天的执政党,这是世界大国崛起史中的奇迹。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将20世纪中国社会上发生的两次历史性转型上升为社会主义实践观,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全面结合。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观,就是要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者的有机统一确立为当代中国政治的根本原则,就是要实现一党执政与人民民主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就是要走一条政党执政、有序参与、实践民本的政治道路。只有走出了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才能永葆执政合法性,中国政治才能全面超越西方政治传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础。


  (作者系广西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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