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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权保障”到“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时间:2014-08-27   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人气: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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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崇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护制度。”2012314日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彰显了中华民族人权事业的跨越式变化与发展,促使国家的立法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诸如,“人权保障”为什么要进法典,如何理解“人权”,“人权”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变化,如何建构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等。尤其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人权保障的定位与正确实施,会遇到种种问题与阻力,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找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和努力。

  一、人权是历史的产物
  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权理论,迄今为止,主导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天赋人权论”或者“自然权利论”,它们都主张人权是上帝、造物主或大自然给予人的,在人类产生之日就存在了,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认为人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的产物,是不断发展的。人类在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的人权。因为原始社会习俗的基础是氏族内部所有成员利害一致和一律平等的社会关系,同现代社会人权的基础是根本不同的。随着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人群之间开始发生利益上的矛盾和对立。古代奴隶制社会,人民在反抗奴役和暴政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追求平等、自由的观念,这是朴素的处于萌芽状态的人权思想。之后漫长的封建社会,是君权、神权、贵族及各种封建特权统治的社会,人民群众在黑暗中挣扎,从怀疑、不满到反抗,产生过很多强烈的要求推翻统治、摆脱压迫、享受人的尊严、过上自由平等生活的思想和行动,其中就包含有人权因素。这些人权因素为近代人权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和作了准备。人类进入近代,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与实践,逐步形成了以反封建特权、主张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为核心的“人权”理论。
  近代200多年来,“人权”观念和实践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和发展。第一次是资本主义的人权理论和实践,主要代表和标志是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次是社会主义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其中重点内容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封建专制,建立的社会主义成果,其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人权观。其中包括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与实践;第三次是国际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其标志是1948年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它标志着人权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成为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说:“权利决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对照2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可以说实践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客观真理性。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享受人权的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旧中国相比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近20多年来,由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日益显示出社会主义人权的优越性。但是,中国是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均资源太多不足,经济文化状况比较落后,各地区发展又极不平衡,因而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人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许多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人权的规定、实施和保障方面,它的进步速度也不可能超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总的水平,只能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不断提高和发展的过程。
  二、人权入宪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适应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进展状况,我国从宪法到司法制度的改革,适时地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并逐步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把人权保障原则落到实处。其演变过程如下:
  2004314日,宪法修正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高票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重要的宪法原则,开创了我国人权法制保障的新时代。201311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人权的司法保障”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意味着,中国将充分发挥司法制度在保障人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建立和完善相关审判机制。
  19979月,党的十五大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题报告。
  200211月,党的十六大再次在主题报告中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党和政府提升为“国家”。
  2012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
  2013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三、人权的涵义
  人权的本质是对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规范的总称。首先必须认定的事实是:人权所讲的人,不是脱离现实社会之外而孤立存在的抽象的个人,也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存在物,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在历史中行动着的、所有的个人。人权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包括一系列具体的范畴和规定。因为人权的主体是人,而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是各种各样的,人的社会关系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人权体系之结构也是由多种人权所构成。人权的客体由国内人权和国际人权两部分组成。
  国内人权包括人的基本权利、公民权和人所具有的一切权利。人的基本权利是指生存权、发展权和基本自由权;公民权是人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才具有的权利。除了基本权利外,主要是指政治自由民主权利;人所应该具有的一切权利,即除了基本权利和公民权利,还包括其他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权利。如知识产权、就业和失业保护、休息权、娱乐权以及各种特殊个人和群体的权利等。
  国际人权,主要是指国家主权、民族自由权、和平权、发展权、自然资源权、环保权等等。
  纵览以上各种权利,其中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体系中的基本人权。因为“既然人权的本质是对现实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规定,而在人的全部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经济关系是基础,因此,在整个人权系统中,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居于基础地位。”
  在学习和把握人权理论的过程中,在刑事诉讼领域里,必须回答和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要不要讲人权保障,这些人享有不享有基本人权。在特权盛行的封建体制下,虽然把这些人也视作诉讼的主体,但他们更是诉讼的客体,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可以依法对其刑讯,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在极左思想横行之时,这些人的人权同样得不到保障,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人们不敢讲人权,其诉讼权利更无法提起,尤其是辩解辩护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冤假错案丛生。按照人权的科学涵义,我们认为,进入刑事诉讼的各种利害关系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被判了刑的罪犯,他们都是“人”,出了问题犯了罪,其“人”的主体资格依然存在,尤其在诉讼中还要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他们作为权利主体的资格并未被剥夺,其基本权利和公民权利,甚至应当享有的其他一切权利都应该享有,不能随意剥夺。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的辩解和辩护的权利和不受虐待的权利。因此,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建构了严禁刑讯逼供的机制,包括: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就是要把尊重和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落实到诉讼的全过程中。

  四、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建构和内容
  《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总要求,为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建设阐明了基调,也树立了信心。《决定》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决定》为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落到实处,第一次提出了“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新概念。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尤其是司法机关执行的,有关支持或确保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发展以及从事社会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共同遵守的规程或行为准则。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主体是指“国家”。《决定》明确指出:“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仅是国家司法机关的事,其行为的主体是指整个国家机关。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的含义是指:所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关。包括国家的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等。《决定》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作为整个国家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我国在人权事业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与发展。
  第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是司法机关最直接、最核心的一项任务。“司法”的人权保障主要包括:一是作为前设人权的“司法请求权”,即参与司法过程的个体享有对主持司法的法院、法官或其他司法主体的请求权;二是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审判权”,即公民获得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三是作为新兴人权的“获得司法帮助权”,主要是指对贫困者的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等制度。作为法律运行四个环节“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一部分,“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鲜明的“司法”性。这一特点要求“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务必遵循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遵守现代正当“司法”理念,严格区分和远离“行政化”的雾霾,顺应现代法学思维回应型司法的基本特点。
  第三,设计“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目的就是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权。为实现此目的,人权司法保障的制度设计会遵循一系列最基本的法律公正法则,诸如权力兼抑原则、权利救济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司法最终裁判原则等基本要求,同时也会建立诸如非法证据排除等一系列程序性制裁措施,通过对一些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来否定其正当性,从而在反面维护和保障人权。
  第四,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网状格局。鉴于“人权”涵义的复杂性,我们无法通过一个或数个简单的国际公约、刑事司法准则等其他国际性法律文件或国内法律、法规就予以完整的概括和引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涉及宪法、行政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等诸多部门法,而且随着国际人权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积累、财富的不断集聚,人权的种类与形式也自然会不断更新和补充。因此,在这个体系和内容极为丰富的知识结构中,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也会不断处于稳定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之中。
  当前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内,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独立的任务。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把这项重要的任务写进《刑事诉讼法》的第2条之中了。这就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的任务已经从一元化转向了二元化,即从单纯的打击和惩罚犯罪转向既要惩罚犯罪又要保障人权。“保权”是刑事诉讼的一项独立的任务。二是在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收集要遵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刑事诉讼法》第49条还明确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这些规定明确了案件的举证责任,不得把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一方,更不得强迫任何人自己证实自己有罪。应当说,这些法律规定的内容,是把人权保障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司法的全过程之中。因此,它应该是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一项核心内容。三是在刑事诉讼中要严禁刑讯逼供。2012年《刑事诉讼法》建构一个严密的严禁刑讯逼供的机制,它包括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强迫其自证其罪”的权利,立法还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侦查讯问要全程录音录像,即一项权利、一个规则和一项重大的举措,此三项内容是一个完整的严禁刑讯的程序机制,这一机制落实得好,刑讯问题就可以得到遏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基本人权。四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实施,从司法程序上为人权司法保障而出台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司法救济程序,亦即凡是刑讯所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五是改革辩护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为了把人权保障制度落到实处,对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提前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把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在侦查阶段的帮助权,明确为提前介入诉讼的实实在在的辩护权。而且还把律师辩护参与诉讼的权利落实到审查批捕、侦查终结、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等各个诉讼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和改革的重大举措。尤其是,通过立法还解决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难等问题。
  第二类是《决定》还明确指出了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要进行改革的新内容。包括七个方面:一是强调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把人权保障作为整个国家的一项基本任务确立下来;二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明确规定规范查封、扣押、冻结,以及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问题;三是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以示国家对公民生命权的保障;四是逐步完善和建构司法救助和司法援助制度;五是完善律师执业保障制度;六是废除劳教制度;七是健全错案防止、纠正和责任追究制。
  笔者认为人权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社会科学范畴。“从狭义方面讲,是指那些直接关系到人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维持生存、过正常生活、能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命运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权利;从广义方面讲,则可以说是权利的一般表现形式,即人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权利的总称。作为理想人权是人们对未来社会关系的追求。作为现实,则是社会对现存社会关系的规定。不同的人权观念则是人们在意识中根据各自的立场和世界观、价值观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正确的或者片面的甚至歪曲的反映。”由此可见,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建构和内容,要有一个认识、理解和发展的过程,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才能正确地认识人权,才能更好地不断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作者系法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责任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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