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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增进社会和谐进步
时间:2014-12-05   来源: 《宏观经济管理》2014年11月19日    人气: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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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增进社会和谐进步
 
  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任务包括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应厘清政府和社会的边界,激发社会活力。
 
  一、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现状
 
  一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分化加深,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各类企业、社会组织等形式日趋多样化,从而导致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利益矛盾与冲突增加。这种利益分化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结果,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利益整合与协调机制。
 
  二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农村进城人口、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失地农民等,亟需完善对这些人群的社会治理。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绝大部分进城农民工都处于“半城市化”状态,虽然长期居住和工作在城镇,但无法享受完整的市民权利和待遇,无法融人城镇社会,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健康推进。与农民工“半城市化”相关联的是农村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和老人。城镇化高速扩张还导致了数千万失地农民的出现,并引发了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为此,完善对这些人群的社会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需求呈上升和多元化趋势,权利意识增强,需要健全相应的社会服务和权益保障机制。目前,人们更加注重小康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良好的生态环境、健康的身体、基本公民权益保障等。同时,由于社会结构分化加深,居民需求偏好呈现多元化特征。特别是经济高速发展、全球化影响加深、国民文化程度提高等,广大群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迅速增强,在环境保护、业主权益、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群众的权益表达行为大量涌现。
 
  四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融人大众生活、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给我国社会治理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进入21世纪,人类开始处在一个数据爆炸的“大数据”时代,人类可以尝试“用数据来管理”、“用数据来创新”。这给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新的机遇。互联网媒体时代的到来,促进了个别、局部事件的迅速传播、变异与升级。互联网技术对国家之间信息边界的突破、国际人口流动的增加,使得犯罪、恐怖主义等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特征。这些变化都要求我国抓紧完善相应的社会治理体制。
 
  二、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不完善
 
  1.规范社会组织登记的全国性法规尚未修改。虽然目前多个省份开展或试行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但全国性法规尚未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三部行政法规的修订还未出台,不利于社会组织登记改革的全国性推进。
 
  2.部分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由于严格的双重管理体制、社会组织自我营运能力弱等原因,部分社团如大量的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政社不分,无论在人员构成、经费来源、组织结构方面,还是在运作规范、活动方式方面,都体现出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大大削弱了社会组织应有的活力,影响了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
 
  3.社会组织监管体系难以形成。随着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的全面推开,社会组织数量不断攀升。目前,对社会组织重前置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问题比较突出。在现行管理体制下,登记管理机关精力集中于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管理,业务主管单位侧重于对社会组织注册的前置许可,都疏于对社会组织的日常活动监管。同时,对离岸社团、网络社团和草根组织等存在监管漏洞。
 
  4.社会组织培育支持体系不规范。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方面,目前缺乏全国统一的相关法规:一些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资金不固定、缺乏统一的预算科目:购买程序规范性不强、服务评价和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购买标准不清、购买成本难以控制。在税收优惠方面,对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税种少、额度小、优惠面窄。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政府对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人事管理、专业培训、社会保障等缺乏指导性方案。
 
  (二)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不健全
 
  1.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城乡基层自治组织普遍出现了行政化倾向,成为基层政府的延伸或“准政府”。城镇社区居委会不仅承担了许多政府行政管理工作,还在人员管理上出现行政化苗头:许多居委会的主任和成员由基层政府任命或聘用,甚至直接由政府编制人员担任。农村村委会也承担了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公共事业管理等大量政府性事务。居(村)委会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完成基层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和检查上,削弱了其自治特点和能力,制约了基层民主和社会活力的发挥。
 
  2.基层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从基层治理现状来看,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包办过多,居民参与不足,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较为单一,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目前,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是社区积极分子、低保居民、离退休党员和老年人,主体覆盖面窄。
 
  3.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资金、设施、人才等资源匮乏。面对新形势下日益复杂的基层治理任务,基层社区建设资金投入与需求缺口大、社区基础设施落后、社区自治组织办公经费不足和工作人员待遇低、专业化人才短缺。全国政协的一项调研表明,目前农村社区建设90%以上的资金为县、乡和社区自筹,中央、省、市的投入不足总额的10%。在人才方面,社区工作者很少经过专业训练,很难满足广大群众在医疗卫生、助老助残、社区矫正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需求。
 
  (三)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不到位
 
  1.难以对社会矛盾进行源头治理。收入差距较大以及分配机制中存在垄断、腐败等不公正因素,导致一些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不满情绪较大,并容易诱发一些极端行为。如征地拆迁方面存在的程序不公正、补偿不合理,普通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企业改制过程中对职工利益缺乏合理保障等,都是大量相关社会矛盾产生甚至激化的重要诱因。法治不完善以及对于司法程序的效能感低下,造成许多群众遇到问题偏向于信访、缠访、闹访。
 
  2.缺乏群众利益表达和矛盾调解机制。人大代表在密切联系群众、有效为群众代言方面,政协委员在责任意识和代表能力方面,存在较大欠缺。行政机关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不健全,一些涉及环境问题的工业项目往往在利益相关公众参与不充分的情况下上马,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由于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的成熟程度整体不高,他们的利益表达和矛盾协调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工会不能很好地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方、地方政府谈判。
 
  3.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存在不足。目前,我国并没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方面的规范性法规文本,导致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缺乏权威性、法律约束性,评估的主体、事项、内容、方法等缺乏统一性。从落实情况来看,一些重点领域存在应评而未评、评估过程或结果流于形式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实施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利益相关公众的参与程度不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技术、指标体系等也不完善。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思路与对策
 
  (一)深入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
 
  1.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抓紧推进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实施。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
 
  2.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在机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与行政机关脱钩。引入竞争机制,开展“一业多会”试点。
 
  3.健全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年度检查、日常监管、执法查处等职能: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社会组织在本行业的活动规范:其他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对社会组织实施监管。探索建立针对离岸社团、网络社团和草根组织的监管办法。
 
  4.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支持体系。出台专门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法律法规。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及监督评估、绩效管理体系。将购买服务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落实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扩大税收优惠的种类和范围。大力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二)积极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1.促进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明确基层治理各项事务的性质、治理主体及其权利、责任、义务。推行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人制度,凡属于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居委会:凡依法应由居委会协助的事项,应为居委会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凡委托居委会办理的有关服务事项,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2.促进基层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进一步巩固社区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自治主体作用,完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载体和渠道,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建立驻区单位参与社区治理的激励机制。
 
  3.增加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资源供给。通过财政补助、社会力量捐赠或投资、委托办理服务事项的单位划转等方式,多渠道筹集基层治理所需资金。以居民实际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健全社区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网点等服务设施。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向基层社区流动。
 
  (三)大力完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1.完善对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机制。大力维护农民工、改制企业职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分保证公众对于重大公共决策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2,着力健全群众利益表达和矛盾调解机制。进一步发挥和增强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的利益表达功能。提高政府决策和管理活动的透明度,完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依法保障基层自治组织开展自治活动,鼓励和支持他们发挥利益表达、矛盾协调等功能。
 
  3.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出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相关法规,明确决策主体的责任,增强评估工作的权威性,加强评估结果的落实。将公众参与作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定程序。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研究,不断完善评估技术和指标体系。
(胡杰成) 
 
  参考文献:
  [1]李立国,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激发和释放社会发展活力,求是,2014(10).
  [2]李立国.在推进社区治理中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J].求是,2014(01).
(责任编辑: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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