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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时间:2014-12-05   来源: 《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11期    人气: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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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摘要:改革开放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使我们做大了“蛋糕”,而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公平合理分好“蛋糕”。当前,垄断行业的超高收入、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权利寻租及腐败等分配不公问题为社会所诟病,必须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用制度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分配不公,分配制度改革,公平竞争,社会公平
 
  一、既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从1978年至2012年年平均增速为9.8%,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68845亿元,增长了155倍;从人均指标来看,到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88美元,我国已经进入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人民群众普遍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在国民财富“蛋糕”做大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就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1995年就达到0.415,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继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1,之后几年略有下降,到2013年为0.473。0.491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基尼系数的最高水平,在国际上,0.5以上的基尼系数为高度收入不平等,我国几乎接近了这个水平,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不仅早就突破了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在向高度收入不平等水平靠拢。
 
  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成百倍增长,从人均指标看人均收入水平并不低,但是基尼系数却显示,我国的收入分配并不公平,实际上社会财富呈向高收人群体集中的趋势,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负面的影响,社会公众对分配不公现象普遍不满,现在社会上存有一种仇富心里,近年来我国各地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往往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
 
  邓小平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使我们做大了“蛋糕”,但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存在意味着“蛋糕”分配得不合理、不公平,即少数人分享了过多的“蛋糕”。为了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我国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当务之急,我们既要继续做大“蛋糕”,还要公平合理地分好“蛋糕”,这就要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用制度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应当看到,近年来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加大对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如取消农业税,增加涉农补贴,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大幅度提升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扶贫标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等等,这些再分配调节手段的运用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二、为社会所诟病的分配不公的几种现象
 
  1.垄断行业的超高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
 
  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在上世纪90年代并不明显,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1999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收入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差距为2.49:1,2000年以来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05年达到4.88:1的最高值,2013年仍然高达3.86:1。在国际上行业最高和最低工资差距通常以2倍左右为正常值,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水平偏高;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绝对差值由1999年的7214元扩大到2013年的73839元,14年扩大了近10倍。这只是就各行业的平均工资比较来看,大型国企超额发放员工福利等工资外收入长期被诟病,如果再加上高收入行业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达到15倍左右。
 
  我国的高收入行业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为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业等;第二类是垄断行业,如金融、电信、石油和天燃气、电力、民航、铁路、烟草等行业。第一类行业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人才要素资源,行业收入高是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第二类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来源于凭借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获取的超额利润,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编辑出版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指出,我国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有1/3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
 
  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通过多种名目转化为本行业职工的高收入,如2014年6月20日审计署公布的对11家央企的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显示,中石油、华润等7户央企违规超提或超发工资、住房公积金和福利费等11.61亿元,主要手段包括虚列支出或巧立劳防用品、以健身费等名义为职工发奖金或购物卡、为职工超标缴公积金、私设小金库等。令人愤愤不平的是,这些垄断性央企在截留超额利润的同时,还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政府补贴,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超过170家公司(多为国企)得到的政府补贴超过了其当年的净利润。如中石油2011-2013年连续3年是A股的“补贴王”,它分别获得政府补贴高达67.34亿元、94.06亿元、103.47亿元。多年来,垄断性行业和企业的高利润、低上缴、高补贴和高福利等现象早就被社会所诟病。
 
  垄断行业的超高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有学者研究垄断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认为其贡献率占行业差距的65%左右。
 
  2.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扩大了收入差距
 
  近年来,国企高管的高额薪酬频频曝光,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上世纪90年代,多数企业高管年薪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的4-6倍,1999年36户央企高管平均年薪是同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7.3倍。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颁行《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国企年薪制改革开始全面实施,企业高管薪酬逐年大幅度上涨。2012年央企(非金融)高管薪酬水平已经达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16.8倍。而金融、房地产行业的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则更高,如2007年金融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就已经达到351万元,是同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40倍。有关课题对197家大型国企高管薪酬的调查显示,2011年企业3位主要高管平均薪酬在50-100万的企业占35%,100-150万的企业占8.12%,150-200万的企业占5.58%,超过200万的企业占总样本的13.7%。近10年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年薪均值平均增长率达到46.5%,远超同期年均10%左右的GDP增长水平和职工收入增长水平。一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与该行业高管收入的过快增长有关联。高管薪酬高速增长还快速拉大了与行业内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如中集集团年报显示,近4年该集团高管的平均薪酬增长近13倍,而员工的平均薪酬只增长32%。
 
  企业高管薪酬大幅度上涨与企业薪酬分配行为不规范有关。部分企业高管可以自定薪酬,其年薪与公司业绩脱钩,企业业绩下降,高管薪酬不变甚至上升,2013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整体下滑,但其高管薪酬水平仍高于其他能源行业的总体水平。高管的高额收入还包括巨额职务消费。
 
  3.权利寻租及腐败扩大了收入差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寻租及腐败来自于政府部门掌控公共权力的寻租人,将其控制的公共资源投入市场交易过程谋取私利,结果公共财富以不合法、不合理、不透明的方式流人少数人的腰包,而应该获益的大多数人却无法得益。政府掌控的公共资源越多,少数人权利寻租的空间就越大。政府部门掌控的公共资源有多少?有专家估算,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至少有17万亿元,超过GDP的1/3,这大量的公共资源怎样使用的?流失和浪费了多少?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腐败收入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是很难估算的,但是近年来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后不断披露的腐败大案要案,反映了腐败的猖獗及其对社会公正的践踏!
 
  此外,因传统体制改革不彻底而遗留下来的体制分割,造成不同群体之间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拥有不同的国民待遇,机会不均等使被制度歧视的公民输在了起跑线上,结果必然扩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收人差距。
 
  三、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通过采取“提低、扩中、调高”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而是应当解决引起上述分配不公问题的体制原因,即行政壁垒、不公平竞争等,将改革推向深入。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局限于分配领域,而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改革的重点应当解决以下问题。
 
  1.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的公平竞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表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还要向前推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破行政壁垒及行业垄断,使各市场主体、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竞争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进行,这是解决上述分配不公问题的根本性举措,也是多年来未解决的体制顽症,需要下大力气、多方面协调配合才可能实现。
 
  2.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将原本属于市场主体的权力还给市场主体,如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权和行政性收费等,这既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有利于反腐防腐。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说,我们产能过剩的几个行业,哪个不是审批出来的?一些政府部门发生的腐败案件、窝案,基本都与审批有关,画个圈就给钱,几乎成了“潜规则”。所以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3.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
 
  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获取的高额利润,主要是凭借行政垄断地位得到的,这部分收益被截留在企业进行内部循环衍生出的职工高工资、高福利是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因此要改革财税体制,采取适当的形式,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这些增加的收益可用于目前供给短缺的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让全民能合理分享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经营的收益。
 
  4.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对国企高管薪酬的监管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国企分配制度改革提出“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中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建立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对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高管薪酬水平应参照或略低于市场标准,对于垄断性国企高管薪酬水平应参照公务员薪酬标准或同行业和企业的市场标准,对于合法合理的国企高管薪酬则不需要控制。要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用制度约束企业高管自定薪酬的行为。
 
  5.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充分发挥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体制分割,实现教育的公平性,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逐步缩小不同群体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实现全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继续增加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使全民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沈卫平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1.杨兰品、郑飞:《中国垄断性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述评》,《江汉论坛》2011年第7期。
  2.沈卫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11期。
  3.刘丽靓:《7家大央企超发福利11亿专家质疑央企赚的是谁的钱?》,《证券日报》2014年6月27日。
  4.高美丽、卫志民:《高管薪酬改革关乎社会正义》,《中国青年报》2014年9月9日。
  5.王子约:《李克强:产能过剩的几个行业都是审批出来的》,《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10月10日。
(责任编辑: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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