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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指导中共党史研究:要写得生动感人
时间:2016-02-25   来源: 人民日报    人气: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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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史文汇》发表文章《胡乔木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中记述了,1980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胡乔木任主任。到任不久,他就提出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任务。1982年4月离任后,作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指导该室和全国的党史研究。他认为党史要写得脉络清楚,生动感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现对原文摘编如下:

胡乔木常为一些党史著作不能摆脱陈旧的框架、写得沉闷乏味而苦恼。他很重视党史的表达方式,要求党史工作者要研究解决。他指出:我们写的书,应当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阅读价值。真正具有自己的鲜明的色彩,使人能够读下去。他说:党史著作要真正让人读得下去,还是要有思想、有见解。一些书读起来显得沉闷,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头绪不清,没有见解。党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生动的,我们不能把丰富、生动的历史写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首先要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络,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必要的论证。他认为,一些党史著作的缺点在于抽象议论多,过于逻辑化;不是从生动丰富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是从会议、文件出发,有时简直成了文山会海。他主张,编写党史,要采取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观点,展开科学的论证。在论证有关党史上的问题时,不仅要注意征引经典的历史观点;尤其要广泛收集党内外、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尽可能让历史事实本身来说话;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外国人的、国内中间人士的乃至敌人方面的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评论,让这些证人与我们一起来判断历史,来显示我们提供的见解乃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

胡乔木说:“我们党为什么得到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得到发展?在写党史的时候,不能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这样抽象的原则来解释,否则就是把历史理想化、抽象化、理论化了。”他指出:“事实比理论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对于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要多一些生动具体的描写,不然历史就变得枯燥、单调,读起来没有味道。历史本来是充满革命斗争的激情、动人的画面的,而我们写的本子常常变成了灰色的、苍白的。”

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写人。他说:“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不但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要有许多名言轶事,有人物描写。像司马迁的《史记》,将刘邦、项羽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之流传下来”;对于党史人物的评价“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

通过人物关系的研究、分析、评价来认识理解历史,是胡乔木研究和写作党史的一个重要方法。他在1983年5月14日同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谈毛泽东、邓小平、“四人帮”三者关系,可以给党史工作者很多教益。他写的许多回忆和评论人物的文章,如《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回忆张闻天同志》《怀念共产主义的老战士陶铸同志》《无私无畏,鞠躬尽瘁———深切悼念胡愈之同志》《怀念萧三同志》《我所知道的田家英》《纪念柳亚子先生》《陶行知先生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介绍马一浮先生》《痛悼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等都用历史眼光,通过历史事实、个人交往来评价人物,感情与理智得到很好统一,也给史学者作出示范。

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叙事。他指出:“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通过叙述事实,表达我们的看法、评价、分析。”他要求:“直接叙述一些生动的史实,而不是通篇都是枯燥的论述”,“不仅逻辑关系要写清楚,而且要尽可能地有血有肉。”“应该从大量的史料中去选择、剪裁。在书中有一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直接镜头,让人看后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种历史再现的感觉。”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可歌可泣的事,所以我们也应该有可歌可泣的文。这样,书一打开,显得比较精彩,能够感动人。要使得历史上动人的事情,在书中也是动人的,不要变得平淡无奇、枯燥无味的。”

胡乔木要求写党史要有感情。他说:“写党史要表现我们的满腔热情,革命经验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鲜血换来的,不能用平淡无奇的笔法,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写,要恰当地进行评论,笔端要常带感情。”

胡乔木强调:党史要写清楚历史脉络。他说:“党史书要把党的历史一步一步如何演变的脉络写清楚。”又说:“党的历史线索要搞清楚,这是修改书稿中最重要的。把历史的脉络写清楚了,书就容易看下去。”他强调:“对党史本身,主要是头绪要清楚,这一点是整个党史书稿的主干。”怎样做到搞清脉络,写得夹叙夹议有条有理?归纳他不同场合的谈话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他在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改意见时,结合“蒋介石是怎样变成反革命的”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二是要先讲清政治形势,根据政治形势及其变动来分析历史、评述人物。三是要点出历史发展的关键。“在联接的地方,在转轨的地方,把脉络搞明白,把关键点清楚。”他反复强调,要把握根本的思想线索,不能仅仅把一件事一件事凑起来,却看不出历史的脉络。“不要用会议的决议、文件来解释历史,要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要“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要“用历史的条理,用应有的党的历史的观点,用已经得到的经验教训来写,把它贯穿到书稿里去。”

胡乔木要求历史要写得波澜起伏,要有提神之笔。他说:“写历史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如果老是平铺直叙地写下去,就很难吸引人读。一段或几段开头,要有很精彩的话把事情提纲挈领地提出来。毛主席常常对我说,写文章要善于提笔,要有提神之笔。”胡乔木举马克思写《资本论》为例,指出:“马恩都不愿意他们的文章写得平淡无奇。他们的书也要写得引人入胜,使人读起来眉飞色舞。”

胡乔木还特别注重注释在书稿中的作用。他说:“注释可以成为书中一个重要部分。在正文中不便说的,可以在注释中说,注释里可以提出一些见解。看了注释等于看到了索引。”“注释的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写作的水准。注释得好,说明我们对有关的事情有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否则,显得我们对一些事情怎么来怎么去的讲不清楚。”

胡乔木不仅提出上述关于如何写好党史的重要的、指导性的意见,而且亲自动笔撰写重要的党史论文,如《关于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成文时间的考证》《略谈八年抗战的伟大意义》《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以及帮人修改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章。

帮助别人修改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章,主要是指老同志的、涉及历史问题的文章。这种并非分内的差使,却是胡乔木乐意做的经常工作。杨尚昆回忆说:“他对文辞的考究是尽人皆知的。自己写的或别人写的文稿,他都反复修改,直到改不动为止。后来,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习惯,重要一点的东西,拿出去之前总要请乔木过目把关才放心。乔木也总是来者不拒,尽心尽力。”曾经长期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的逄先知说:“有人说,一篇文章,经乔木一改,哪怕是改几句话,加几句话,甚至只是改几个字,就大为改观。我看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大凡在乔木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会有同感。在这方面,他从来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说:“乔木同志在写作上的功力,反映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在文学修养方面,在知识容量方面,在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熟悉和理解方面,以及在概括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方面的非同一般的水平。”

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如,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很有现实针对性。1981年3月31日邓小平审阅解放军报社关于发表这篇讲话的请示信,批示胡乔木:“这篇东西,我看是讲得好的,请你帮他看一下,争取按时发表。”黄克诚的这篇讲话经胡乔木过目并修改多处后4月10日在《解放军报》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转载。又如,对逄先知写的书稿《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在北京和上海仔细修改了两遍,还多次通过信件和电传告逄修改意见。他加写的话往往是在关键的地方。经他一改,大为增色,特别是思想性大大提高了。逄先知称胡乔木为他的恩师。他在《永远怀念胡乔木同志》一文中举了一些十分精彩的例子。逄先知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乔木同志加写的这些话,是对建国以来某些历史问题作出的精辟分析和科学概括。对我们写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毛泽东传记都有重要价值。我想,凡是熟悉乔木同志文笔的人,一眼就会看出这些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和优美的文字是他写的。”

 

(责任编辑:党务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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